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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中发现书籍之路

来源:华龙网-重庆晚报2017-04-2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中的朝鲜刊本《圣训演》是极为罕见的版本,作者为明代的龚守愚。此书为儒学著述,但是明代的刊本已经不见于人间,仅仅留下这本朝鲜刊本。书上有“宣赐之记”印,说明是李氏朝鲜王室刊刻或收藏之物。又有“养安院藏书印”,说明该书曾流入日本。

    养安院是16-17世纪日本名医曲直濑正淋的藏书楼名。丰臣秀吉侵入朝鲜时,大肆搜罗朝鲜珍贵典籍并带回日本,使“其国典籍为之一空”(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曲直濑则为丰臣秀吉极为信任的名医,曾治愈了其养女的“奇疾”。丰臣秀吉为表答谢而将数千卷朝鲜图籍赠予曲直濑。曲直濑不久又治愈了后阳成天皇的疾病,获赠“养安院”赐号,这个赐号也由此成为曲直濑的藏书斋之名。

    晚清学者杨守敬曾说:“当我元明时,日本收藏家足利官学而外,以《金泽文库》为最古,今日流传古本,泰半为其所遗。次则养安院,当我明季时,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鲜古本。”由此可看出养安院藏书的价值和特色。养安院的藏书,后来曾流散各处,北京大学图书馆除《圣训演》之外,还藏有《洪武正韵》《格斋庚韵唐贤诗宋贤诗》《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等多部来自养安院的朝鲜本汉籍。

    那么,这书又是怎么回传至中国,并归入北大的呢?19世纪后半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籍地位式微,大量古本流散书肆,时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杨守敬等中国士人利用职务之便,大量购买珍贵典籍,其中李氏的收藏大部分归入北大图书馆,杨氏的收藏也有部分归入其中。这便是我们看到的上述珍贵典籍的来历。这些书的内容源自中国,刊刻于朝鲜,曾被日本名士收藏,又回归至中国,在中、日、韩三国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书籍流传的循环,正说明了东亚诸国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汉字、汉籍的基因。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的专家们将这类文献结集出版,从而将“汉籍循环”的文化现象凸显出来,颇值得人们关注。

    这类文献在域外汉籍之中显得十分特殊,为尽可能发挥它们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应,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委会在编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正编》的基础上,又推出《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编》,将其以类相丛,更便于读者的使用。目前已经出版的丛编有《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汉籍珍本丛刊》《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等成果,近300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近期还将推出《琉球汉文家谱文献初编》《日藏明人文集珍本丛刊》等重要丛书,从而涉及了域外汉籍在古代东亚地区以国别区分的各种类型,即中国本、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以及琉球本五种,构成了域外汉籍在地理分布形态上的完整一环,也展示了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海外政权之间的紧密频繁的书籍交流和人文往来。

    在此基础上,编委会更近一步推出整旧如旧的线装本、精刊影印本以及点校整理本,统称为“单行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单行本目前有朝鲜汉文小说集《花梦集》(原藏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科学图书馆)、日本仿唐乐舞图集《舞乐图》、19世纪欧洲馆藏中文古籍目录文献《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越南汉文地理志《皇越一统舆地志》《大南一统志》(原藏于法国亚洲学会)、《日本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忠义直言》(朝鲜庚子字本)、《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正续编)》(法国远东学院藏本)等数种,共计60余册。近期还将出版《历朝宪章类志》(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本为底本)、《木氏宗谱》(美藏本)等一批重要文献,在选择底本时也侧重选取最完善的版本,尽量保持文献内容的完整性,通常由名家点校整理,并做题解,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文献的学术价值。

    以《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正续编)》为例。该书是2016年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推出的重点图书之一。此书汇集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大量诏旨、奏疏、谕旨、敕令等第一手资料,能够反映越南阮朝政治制度的嬗变,是越南历史、中越关系史学术领域必备的基础文献。此书还是中越出版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其正编是由越南阮朝绍治年间从中国购入木活字印成。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提到:“(越南阮朝)绍治间曾向中国买得木活字一付,嗣德八年就用它来印《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九十六册,后又印《嗣德御制文集诗集》六十八册。这是中国印刷工具在越南直接发生作用。”(按:绍治为阮朝国王阮福暶年号,相当于1841年至1847年;嗣德为阮朝国王阮福时年号,相当于1848年至1883年,嗣德八年即1855年。)历史上,越南的汉文化十分浓郁,儒家教育、科举制度、中医等汉文化因素在当地影响深远,而且燕行使者、商贾常利用多种渠道收集中国书籍,而该书的出现则证明了越南还会购买利用中国的活字以用于刻印越南的汉籍,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对中越之间的文化往来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者 徐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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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中发现书籍之路

2017-04-21 06:30:00 来源: 0 条评论
【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中的朝鲜刊本《圣训演》是极为罕见的版本,作者为明代的龚守愚。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中的朝鲜刊本《圣训演》是极为罕见的版本,作者为明代的龚守愚。此书为儒学著述,但是明代的刊本已经不见于人间,仅仅留下这本朝鲜刊本。书上有“宣赐之记”印,说明是李氏朝鲜王室刊刻或收藏之物。又有“养安院藏书印”,说明该书曾流入日本。

    养安院是16-17世纪日本名医曲直濑正淋的藏书楼名。丰臣秀吉侵入朝鲜时,大肆搜罗朝鲜珍贵典籍并带回日本,使“其国典籍为之一空”(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曲直濑则为丰臣秀吉极为信任的名医,曾治愈了其养女的“奇疾”。丰臣秀吉为表答谢而将数千卷朝鲜图籍赠予曲直濑。曲直濑不久又治愈了后阳成天皇的疾病,获赠“养安院”赐号,这个赐号也由此成为曲直濑的藏书斋之名。

    晚清学者杨守敬曾说:“当我元明时,日本收藏家足利官学而外,以《金泽文库》为最古,今日流传古本,泰半为其所遗。次则养安院,当我明季时,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鲜古本。”由此可看出养安院藏书的价值和特色。养安院的藏书,后来曾流散各处,北京大学图书馆除《圣训演》之外,还藏有《洪武正韵》《格斋庚韵唐贤诗宋贤诗》《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等多部来自养安院的朝鲜本汉籍。

    那么,这书又是怎么回传至中国,并归入北大的呢?19世纪后半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籍地位式微,大量古本流散书肆,时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杨守敬等中国士人利用职务之便,大量购买珍贵典籍,其中李氏的收藏大部分归入北大图书馆,杨氏的收藏也有部分归入其中。这便是我们看到的上述珍贵典籍的来历。这些书的内容源自中国,刊刻于朝鲜,曾被日本名士收藏,又回归至中国,在中、日、韩三国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书籍流传的循环,正说明了东亚诸国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汉字、汉籍的基因。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的专家们将这类文献结集出版,从而将“汉籍循环”的文化现象凸显出来,颇值得人们关注。

    这类文献在域外汉籍之中显得十分特殊,为尽可能发挥它们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应,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委会在编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正编》的基础上,又推出《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编》,将其以类相丛,更便于读者的使用。目前已经出版的丛编有《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汉籍珍本丛刊》《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等成果,近300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近期还将推出《琉球汉文家谱文献初编》《日藏明人文集珍本丛刊》等重要丛书,从而涉及了域外汉籍在古代东亚地区以国别区分的各种类型,即中国本、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以及琉球本五种,构成了域外汉籍在地理分布形态上的完整一环,也展示了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海外政权之间的紧密频繁的书籍交流和人文往来。

    在此基础上,编委会更近一步推出整旧如旧的线装本、精刊影印本以及点校整理本,统称为“单行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单行本目前有朝鲜汉文小说集《花梦集》(原藏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科学图书馆)、日本仿唐乐舞图集《舞乐图》、19世纪欧洲馆藏中文古籍目录文献《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越南汉文地理志《皇越一统舆地志》《大南一统志》(原藏于法国亚洲学会)、《日本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忠义直言》(朝鲜庚子字本)、《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正续编)》(法国远东学院藏本)等数种,共计60余册。近期还将出版《历朝宪章类志》(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本为底本)、《木氏宗谱》(美藏本)等一批重要文献,在选择底本时也侧重选取最完善的版本,尽量保持文献内容的完整性,通常由名家点校整理,并做题解,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文献的学术价值。

    以《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正续编)》为例。该书是2016年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推出的重点图书之一。此书汇集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大量诏旨、奏疏、谕旨、敕令等第一手资料,能够反映越南阮朝政治制度的嬗变,是越南历史、中越关系史学术领域必备的基础文献。此书还是中越出版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其正编是由越南阮朝绍治年间从中国购入木活字印成。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提到:“(越南阮朝)绍治间曾向中国买得木活字一付,嗣德八年就用它来印《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九十六册,后又印《嗣德御制文集诗集》六十八册。这是中国印刷工具在越南直接发生作用。”(按:绍治为阮朝国王阮福暶年号,相当于1841年至1847年;嗣德为阮朝国王阮福时年号,相当于1848年至1883年,嗣德八年即1855年。)历史上,越南的汉文化十分浓郁,儒家教育、科举制度、中医等汉文化因素在当地影响深远,而且燕行使者、商贾常利用多种渠道收集中国书籍,而该书的出现则证明了越南还会购买利用中国的活字以用于刻印越南的汉籍,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对中越之间的文化往来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者 徐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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