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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敏漫议王雨的《碑》:小说格局与人物塑造评述

来源:华龙网2017-10-11

    文/李敬敏

    华龙网10月11日12时01分讯 在我国,二十世纪中叶有两件大事情是永远需要铭记的。第一,十四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第二,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两件事不仅决定着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子孙后代的历史走向,而且也影响着世界的前途。书写和反映这两件大事,已经和必将继续成为我国文学艺术的重大关注和重大题材。

    说到文学创作的题材,我们既不是简单地题材决定论者,也不是题材无区别论者,在文学的众多体裁中,由于长篇小说容量丰厚巨大,能容纳历史和时代内涵,是其他任何体裁所无法超越的。

    王雨的新近出版的长篇系小说《碑》,以其老练和流畅的笔墨书写和反映了上述的两件大事,在书写和描写中充分发挥了作家善于将写人和讲故事水乳交融的本领。

    《碑》是继《填四川》《开埠》之后的具有连续性的后续作品。就作品的历史内容论,前两部涉及中国明末清初到晚清数百年历史。《碑》涉及的时间段仅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一段,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历史的重要性是非常重大而难以言尽的。作者以矗立于原重庆最中心的都邮街地段的“碑”的建立和几段变迁的历史来贯穿这个时段,无疑是一个杰出而高明的构想。

    王雨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重庆的地域特色。这既是他创作的特色,也是他的优势。他长期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是著名的医学专家,也许与他的科研思维有关,能够将地域特色和全局视野结合起来。《填四川》的时间、空间跨度大,《开埠》亦是。作者落笔在那个时代,眼光却在世界。

    在《碑》这部作品中,其人物、故事、山水、房舍,乃至重庆的方言以及重庆炎夏的酷热都无不表现出浓浓的地域味。《碑》中的特定时段的重庆并非一般情况下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统治下作为陪都的重庆,是二战期间同盟国的重镇之一,也是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国共高层首脑政治军事斗争的交锋之地。当然,文学创作的全局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作家去具体写这些,而是在处理具体的人事物及其关系时营造一种环境和氛围。

    作者在后记中告诉读者,《填四川》中的宁徒是《开埠》中宁承忠的高祖母,而宁承忠又是《碑》中宁孝原的曾祖父。小说非历史。作为非纪实性质的小说创作应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从作者的总体构思来说,三部作品的主人公的家族性和重大变迁,在一定意义上浓缩了中国数百年的历史脉络。

    《填四川》中的宁徒是个有胆识有担当的人,她从以“插枝圈地”起,进行最原始意义的拓荒创业,从小到大,形成规模,造成影响。她凭一双脚,从福建老家走到四川荣昌,填川、富川。在王雨笔下,宁徒是一超越性别,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崇高的美的形象。历经几代人的发展,宁家已是一方富豪。《开埠》中的宁承忠自小受到优良的儒家传统教育,十七岁中举人进入官场,任过从四品夔关监督,至二品钦差大臣。当然,宁承忠也是不幸的,他人生经历的大环境极为不好,一方面晚晴朝廷的大小官吏腐败不堪,另一方面列强外患又日甚一日,他个人的正直坚守和努力都付之东流。无力回天的他被贬为一介平民,晚年又遭丧子丧妻的不幸。宁承忠一方面作为清王朝官员的根彻底毁灭了,而作为宁氏家族的根却另有一翻景象。与宁徒、宁承忠一脉相承的子孙们,许多都是满清王朝的掘墓人。清王朝覆灭后,有的成了革命党人,有的成了民族资本家。《碑》中的宁孝原为宁氏家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与其相伴而行的儒家传统经典不再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受过高等教育的宁孝原生活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是西方现代科学与民主、个性解放与婚姻自主的思想和观念,在他的身上,我们既看到宁氏家族精神的传承,更有着时代的深刻印记。

    宁孝原的父亲宁道兴,是当时民族资本家中的大亨,拥有多种实业。宁孝原是他的独生儿子,是家族实业的唯一继承人。如果在和平时期,是一点问题都不存在的。而当时正处于全国总动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非常时期,宁孝原直接面对的是在抗日救亡和继承家业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从事某种职业更适合自己的选择,而是大是大非意义上的选择,是国家民族利益至上还是家族利益至上的选择。宁孝原明确表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有刀枪火炮飞机战舰才能赶走日本鬼子。”事实证明,宁孝原在抗日战场上,战功卓著,数次立功,成了真正的抗日英雄。

    由于宁孝原有一种本根的爱国主义情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也具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国民政府统治的历史行将结束之际,宁孝原在毛庚朋友黎江大哥等共产党人的感化下,经过理性的分析思考,毅然起义,并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一方面对民族资本家做团结教育工作,一方面为宁氏家族实业的发展而努力。

    说到宁孝原,他与赵雯和倪红这两个女人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是回避不了的。倪红的父母是渔民,受难于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倪红成了宁孝原家中的女佣。宁孝原被倪红的清纯貌美、心善能歌深为吸引,原决意娶她,回绝了父亲为他物色的毕业于重庆大学的记者赵雯。可在一次与赵雯的邂逅中,宁孝原决定追她。作者有如下一段文字:

    “宁孝原的眼睛直了。都说是重庆姑娘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俊俏,腿杆结实,话如碰瓷,这女子是全都有了。长身玉立的她眉不描而黛,粉不施而白,穿雪青色西服戴蓝色鸭舌帽蹬褐色皮靴,一身男士打扮,唯额前若有若无的满天星刘海透露出女人的娇俏。”

    看了这段对赵雯的描述,再与宁孝原对倪红的总的感知,两相比较,倪红具有的是一种年青女性的本真而朴质的美;而赵雯则是在传统女性应有而尽有之外,还透出既高雅时尚,又内敛开放的气质。此时的宁孝原面对赵雯,不可能不激情溢胸。他由原来的拒绝与赵雯的相亲到主动向她求婚,完全是他自己主导自己做主的。这一切源于他在爱情婚姻方面的强烈的自主意思。中国二十世纪初所掀起的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就有反对封建道德中的三从四德和婚姻上的父母媒妁。宁孝原是其积极的践行者。在追逐赵雯之前,他不仅承若娶倪红,而且还占有了她。当然,当他决心追赵雯时,也并未否认对倪红的承诺。他要两者而兼有之,只不过赵雯为妻,倪红为妾。这在当时早有先例。可他遭到了倪红的断然拒绝,使他一度对倪红采取了放弃和冷落的做法。双方都以冷处理和搁置的态度。后来,赵雯因赴台湾接受大任而断决了与宁孝原的一切联系,而倪红也未有任何他爱,两人重续前缘,宁氏家族得以传承。

    《碑》的小说格局是独特的,人物个性鲜明,可读性强。

    本文作者系著名评论家、重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李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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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敏漫议王雨的《碑》:小说格局与人物塑造评述

2017-10-11 12:58:11 来源: 0 条评论
【摘要】 王雨的新近出版的长篇系小说《碑》,以其老练和流畅的笔墨书写和反映了上述的两件大事,在书写和描写中充分发挥了作家善于将写人和讲故事水乳交融的本领。

    文/李敬敏

    华龙网10月11日12时01分讯 在我国,二十世纪中叶有两件大事情是永远需要铭记的。第一,十四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第二,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两件事不仅决定着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子孙后代的历史走向,而且也影响着世界的前途。书写和反映这两件大事,已经和必将继续成为我国文学艺术的重大关注和重大题材。

    说到文学创作的题材,我们既不是简单地题材决定论者,也不是题材无区别论者,在文学的众多体裁中,由于长篇小说容量丰厚巨大,能容纳历史和时代内涵,是其他任何体裁所无法超越的。

    王雨的新近出版的长篇系小说《碑》,以其老练和流畅的笔墨书写和反映了上述的两件大事,在书写和描写中充分发挥了作家善于将写人和讲故事水乳交融的本领。

    《碑》是继《填四川》《开埠》之后的具有连续性的后续作品。就作品的历史内容论,前两部涉及中国明末清初到晚清数百年历史。《碑》涉及的时间段仅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一段,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历史的重要性是非常重大而难以言尽的。作者以矗立于原重庆最中心的都邮街地段的“碑”的建立和几段变迁的历史来贯穿这个时段,无疑是一个杰出而高明的构想。

    王雨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重庆的地域特色。这既是他创作的特色,也是他的优势。他长期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是著名的医学专家,也许与他的科研思维有关,能够将地域特色和全局视野结合起来。《填四川》的时间、空间跨度大,《开埠》亦是。作者落笔在那个时代,眼光却在世界。

    在《碑》这部作品中,其人物、故事、山水、房舍,乃至重庆的方言以及重庆炎夏的酷热都无不表现出浓浓的地域味。《碑》中的特定时段的重庆并非一般情况下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统治下作为陪都的重庆,是二战期间同盟国的重镇之一,也是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国共高层首脑政治军事斗争的交锋之地。当然,文学创作的全局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作家去具体写这些,而是在处理具体的人事物及其关系时营造一种环境和氛围。

    作者在后记中告诉读者,《填四川》中的宁徒是《开埠》中宁承忠的高祖母,而宁承忠又是《碑》中宁孝原的曾祖父。小说非历史。作为非纪实性质的小说创作应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从作者的总体构思来说,三部作品的主人公的家族性和重大变迁,在一定意义上浓缩了中国数百年的历史脉络。

    《填四川》中的宁徒是个有胆识有担当的人,她从以“插枝圈地”起,进行最原始意义的拓荒创业,从小到大,形成规模,造成影响。她凭一双脚,从福建老家走到四川荣昌,填川、富川。在王雨笔下,宁徒是一超越性别,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崇高的美的形象。历经几代人的发展,宁家已是一方富豪。《开埠》中的宁承忠自小受到优良的儒家传统教育,十七岁中举人进入官场,任过从四品夔关监督,至二品钦差大臣。当然,宁承忠也是不幸的,他人生经历的大环境极为不好,一方面晚晴朝廷的大小官吏腐败不堪,另一方面列强外患又日甚一日,他个人的正直坚守和努力都付之东流。无力回天的他被贬为一介平民,晚年又遭丧子丧妻的不幸。宁承忠一方面作为清王朝官员的根彻底毁灭了,而作为宁氏家族的根却另有一翻景象。与宁徒、宁承忠一脉相承的子孙们,许多都是满清王朝的掘墓人。清王朝覆灭后,有的成了革命党人,有的成了民族资本家。《碑》中的宁孝原为宁氏家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与其相伴而行的儒家传统经典不再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受过高等教育的宁孝原生活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是西方现代科学与民主、个性解放与婚姻自主的思想和观念,在他的身上,我们既看到宁氏家族精神的传承,更有着时代的深刻印记。

    宁孝原的父亲宁道兴,是当时民族资本家中的大亨,拥有多种实业。宁孝原是他的独生儿子,是家族实业的唯一继承人。如果在和平时期,是一点问题都不存在的。而当时正处于全国总动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非常时期,宁孝原直接面对的是在抗日救亡和继承家业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从事某种职业更适合自己的选择,而是大是大非意义上的选择,是国家民族利益至上还是家族利益至上的选择。宁孝原明确表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有刀枪火炮飞机战舰才能赶走日本鬼子。”事实证明,宁孝原在抗日战场上,战功卓著,数次立功,成了真正的抗日英雄。

    由于宁孝原有一种本根的爱国主义情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也具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国民政府统治的历史行将结束之际,宁孝原在毛庚朋友黎江大哥等共产党人的感化下,经过理性的分析思考,毅然起义,并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一方面对民族资本家做团结教育工作,一方面为宁氏家族实业的发展而努力。

    说到宁孝原,他与赵雯和倪红这两个女人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是回避不了的。倪红的父母是渔民,受难于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倪红成了宁孝原家中的女佣。宁孝原被倪红的清纯貌美、心善能歌深为吸引,原决意娶她,回绝了父亲为他物色的毕业于重庆大学的记者赵雯。可在一次与赵雯的邂逅中,宁孝原决定追她。作者有如下一段文字:

    “宁孝原的眼睛直了。都说是重庆姑娘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俊俏,腿杆结实,话如碰瓷,这女子是全都有了。长身玉立的她眉不描而黛,粉不施而白,穿雪青色西服戴蓝色鸭舌帽蹬褐色皮靴,一身男士打扮,唯额前若有若无的满天星刘海透露出女人的娇俏。”

    看了这段对赵雯的描述,再与宁孝原对倪红的总的感知,两相比较,倪红具有的是一种年青女性的本真而朴质的美;而赵雯则是在传统女性应有而尽有之外,还透出既高雅时尚,又内敛开放的气质。此时的宁孝原面对赵雯,不可能不激情溢胸。他由原来的拒绝与赵雯的相亲到主动向她求婚,完全是他自己主导自己做主的。这一切源于他在爱情婚姻方面的强烈的自主意思。中国二十世纪初所掀起的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就有反对封建道德中的三从四德和婚姻上的父母媒妁。宁孝原是其积极的践行者。在追逐赵雯之前,他不仅承若娶倪红,而且还占有了她。当然,当他决心追赵雯时,也并未否认对倪红的承诺。他要两者而兼有之,只不过赵雯为妻,倪红为妾。这在当时早有先例。可他遭到了倪红的断然拒绝,使他一度对倪红采取了放弃和冷落的做法。双方都以冷处理和搁置的态度。后来,赵雯因赴台湾接受大任而断决了与宁孝原的一切联系,而倪红也未有任何他爱,两人重续前缘,宁氏家族得以传承。

    《碑》的小说格局是独特的,人物个性鲜明,可读性强。

    本文作者系著名评论家、重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李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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