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诗的一本影集 ——序蒋登科《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

读书时代的登科很勤奋，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双眼总是布满血丝。这睡眠不足的样子，活生生地印证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古训。

大概是2010年吧，有一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老兄给我发来一条手机短信。他说，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必须在70岁以下，这是无法逾越的规矩，“所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你就不参加了，让你的大弟子蒋登科进初审班子吧”。

认为登科是我一个人的弟子，其实是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普遍误判。登科的老师可多了，他的硕士生导师是方敬和邹绛，我只是负责具体指导的第三导师；博士生导师除了我，还有苏州大学的范培松。当年登科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严家炎，委员除我和培松以外，还有陆耀东、黄修己、黄曼君、朱德发；他的博士后导师是黄希庭，在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时的专家组长才是我。登科在美国做了一年富布莱特学者，导师是加州大学的叶维廉。显然，除我比较单薄以外，登科的指导者都是人品高洁、才学俱佳。完全可以用北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名言来赞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们说：名师出高徒，这“众星”捧出的月亮，它的银辉应该比较耀眼才是吧！

不过，充当过登科的本科老师、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的确是我。我和他往来已经远远超过了30年，所以，我可能更熟悉他，更了解他，更懂他。读书时代的登科很勤奋，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双眼总是布满血丝。这睡眠不足的样子，活生生地印证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古训。

中国古代诗歌存在南北对峙的两立式“风骚”构架。说来奇怪，新时期以来的现代诗学也存在着南北构架。比如：南方说，新时期诗坛是由中老年的归来者诗群和资深诗群以及年轻的“新来者”诗群和朦胧诗群共同组成的，北方说，新时期诗坛是朦胧诗的时代；南方说，新诗的诗体建设是自由体新诗与格律体新诗的双轨发展，北方说，自由是对新诗诗体的命名；等等。黄亚洲曾经写诗说“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在重庆山城”，他其实说到了一个诗学的大题目。

重庆新诗在两立式构架里的位置非常重要，这里可是中国新诗的南方重镇。2004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新诗发展史，受到关注和好评。中国文联的《中国艺术报》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都曾辟出专版加以评论。

在重庆的诗评家里，登科不但对国内的重大话题发言，而且长期关注重庆诗坛。他和重庆诗人保持了广泛联系，并且用“南方话”对重庆诗坛进行求实、出新的研究与点评。在不断地探索、突破、创新中，坚持“南方话”是登科的诗学底线。他就读博士的第一年是在苏州大学度过的。范培松教授后来半开玩笑地给我说：诗坛流行“北方话”，一年里，一些年轻人尽量去影响他，想让他改说“北方话”，但是不成功，“他还是始终信奉你的理论”。

2013年，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登科撰写的厚厚的一本《重庆诗歌访谈》。重庆诗歌遇到这样一位密切关注、细致追踪的年轻学者，说实话，是一种幸运。现在，登科又捧出了《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这是他多年来写的关于重庆新诗、诗人研究的专题文集，很像重庆新诗的一本影集。对于这本文集，我相信，读者，尤其是重庆读者，可能会感兴趣。

新诗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对于这一问题现在是众说纷纭。其实，这个时间是不言而喻的。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6期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那是用白话写的古体诗。白话诗古已有之，和新诗是两个概念。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期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九首诗，就是第一批完全意义上的新诗了。这种评价，朱自清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里说过，我在《中国现代诗学》第一章里也说过，胡适自己同样说过。所以，到2018年1月，新诗的历史就满百年了。对于诗歌史，百年只是一瞬间。我感觉，古诗是长出来的，新诗是嚷出来的，现在的一些诗是仿出来的，一些理论是想出来的。所以下一个百年赋予我们的使命很多，中心是：让新诗和现代诗学尽快成熟起来。

好的诗歌和诗学一定是在宁静中产生的。诗歌拒绝功利，它的主要品质是形而上。诗让人能够抵御外界的浮躁，给心灵以滋润与安宁。当下名目繁多的诗会、花样百出的诗选、圈子气味浓厚的诗歌评论和诗歌史撰写、此起彼伏的诗歌评奖，虽然也许可以为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外的新诗刷刷存在感，但是对于新诗的健康发展，对于新诗新人的培育，更多的是负面效应。

所以，在这焦躁地寻求功利的风尚里，在人生最能做事的阶段，我希望登科又要接地气，又要拥有静气：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尽量做一个干净、沉静的学者。有一天，登科能够“如见万相非相”，那就跳了一个层级，成了“乃见如来”的大家了。

（作者吕进，著名诗歌评论家，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蒋登科的《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65万字，2017年12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