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矿:一个人的渝中与一匹山的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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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矿:一个人的渝中与一匹山的渝中

来源:华龙网2018-07-27

作者:杨矿

大凡每一个重庆人,都或多或少有过渝中情结。如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同程度有过北京情结。解放碑、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菜园坝、上清寺,朝天门、千厮门、临江门、望龙门、南纪门、储奇门、通远门……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名用纯正地道的重庆话喊出,还是那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听来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己。

 “重庆人嗦?我是市中区的,你是那里的?哦,原来是观音桥、沙坪坝、弹子石、杨家坪的啊!”曾几何时,似乎只有居住那个过去叫市中区现在叫渝中区的狭长半岛上的青年男女,才配叫真资格的重庆崽儿、重庆妹崽,除此之外,都是血统注水掺杂的赝品。而事实上,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不要说完全根正苗红的渝中土著,就是把往祖上推移三代都在渝中落地生根的全算上,能勉强够得着这个条件的重庆人绝不是多数。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但对于绝大多数重庆人来说,渝中则只是一个梦。向往的人,在这里做梦;钟情的人,在这里圆梦。为了这个梦,许多人抱着不同的目的和想法翻山越岭、过河过水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块巴掌大的土地,并以完全不同的结局见识了渝中的激情似火和冷酷无情,按时下流行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不在渝中,就在来渝中的路上。

 我的渝中梦始于八十年代初期,我那时年少轻狂,第一次来重庆。在菜园坝下了火车就和渝中对上了眼。林立的高楼、如织的行人、璀璨的灯火、繁华的街市……这不正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我暗下决心,绝不做这座城市的过客,而要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重庆主城区人,且是正宗的渝中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终于只身从偏远的渝西来到重庆工作,临时寄居在学田湾的办公室里。虽户口还未正式迁移,并不是真正的渝中人,但偶尔在与朋友交流交谈时被问起现在住哪里时,也会低调而奢华地说一句:“我住学田湾。”话音一落,时常便立刻招惹来一片羡慕妒忌恨的眼神。按照亚里士多德先生的理论,从偏僻矿区来到繁华都市,就是为生活而来。因为只有在城市中,我才能真切地体会深刻地认识到生活的美妙和美好。为了这种美妙和美好,我努力改掉了自己略带地方味的口音,修正自己的举止行为、衣着发型,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渝中人。但尽管如此,在那个计划经济仍然挣扎和残喘的年代,无法解决工作调动,为了被这座城市收留,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我不得不委屈求全采取迂回战术去到了临近渝中区的另一个主城区工作和生活。

 事隔三年多,在经过短暂的蛰伏和雪藏之后,我再度回到渝中,并且是举家迁移、携妻带子。先是借居在与学田湾一山之隔的水井湾,不久,正式搬进学田湾和水井湾山顶的曾家岩一套两居室的住房。至此,我渝中区人的身份得到合法确定。手捧着盖有重庆市公安市渝中区分局钢印的户口薄,我时常喜欢站在那套老式住宅的二楼阳台点燃一支香烟,把略带甜味和涩味的渝中空气连同呛人的烟气一并吞下,然后缓缓呼出,在吞云吐雾和烟雾弥漫中体会渝中人的骄傲和自豪。我在心中暗暗思忖,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我和家人终于在渝中安身立命,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住房,特别是炙手可热的渝中户口,这辈子说什么也不会离开这块风水宝地。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的设计和想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我猛然发现,附近的喧闹和嘈杂似乎并不适宜居住,而道路宽敞、绿树成荫、环境优雅、配套完善的城市新区成了人们的新宠。带着失落和伤感,我举家搬离了日渐衰落的曾家岩,但户口却一直没有迁移,仍然怀揣着渝中区的身份证走南闯北、乘车住店。直到去年,因清理户籍,我才彻底脱离渝中迁往新址。

 而事实上,我十六七年的渝中经历,也仅仅只是围绕嘉陵江边上一匹叫曾家岩的小山展开的。从最初暂居山南的学田湾到其后借居山北的水井湾,直至后来定居山顶的曾家岩,这匹山几乎见证和收藏了我所有的渝中故事和情感。一个人的渝中如同一匹山的渝中,相互与彼此其实就在这之间。

 长不过两三公里,宽不到一公里,高不过两百来米,在层峦叠嶂、群山连绵的山城重庆,无论从海拔还是从体量,无论从山形还是从山势,曾家岩都只能算是众多山头中貌不惊人、一无是处的一个小不点。由于它既不险峻,也不巍峨,既没有怪石奇树,也没有庙宇楼阁,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历史无文化、无故事无传说地默默存在于嘉陵江边,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直到清朝中叶,有曾姓者来此建房定居,这座山才有了人烟有了名号。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估计重庆人民的老朋友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同志当年赴夔州任职途经重庆逗留期间,肯定在醉酒之后突然通灵,高瞻远瞩地发现过这座山不同凡响的气息与气象,才会在被贬到和州遭到主要领导排挤时回忆起嘉陵江边那座后来会有大造化的小山,借著名的《陋室铭》写下这样的句子。

 因为从战国时期张仪筑城,到三国时期李严拓城,再到南宋时期彭大雅扩城,直到明朝洪武年间戴鼎的“新城墙高10丈,周两千六百丈,环江为池设有城门十七九开八闭。”甚至追溯到清朝时期、民国前期,重庆城市虽然不断扩容,曾家岩都名不见经传,一直未被划入建设红线控制范围。民国时期,水运成为主要交通运输形式,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作为现代物流基地,终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城市范围扩张至两路口、上清寺一线,曾家岩这才勉强“家转非”,作为城乡结合部的桥头堡进入人们的视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大量机关、机构、工厂、学校西迁,曾家岩因为相对远离闹市,人口、建筑相对稀疏,拆迁、安置成本有明显优势,且有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利用而被高人一眼相中,迅即鲤鱼跃龙门一举脱颖而出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首脑机关的驻在地。

 这座小小的山头,于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军远东战区指挥部所在地和战时中国的指挥中心,还因有周公馆、桂园、特园、范庄等建筑内显赫人物的来往去留,特别是毛泽东、蒋介石在这里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签订“双十协定”而名躁一时,天下闻名,成为类似美国的白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法国的爱丽舍宫、德国的沃尔利茨宫、意大利的奎里纳莱宫、韩国的青瓦台一样的国家象征。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是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驻地。大区撤销后,尽管重庆的行政体制经历了中央直辖、省辖、计划单列、再到中央直辖的起落沉浮,但曾家岩作为重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从来没有被撼动过,更没被取代过。

 纵观中国之历史,还很难找到这样一座山,能够在转瞬之间完成从一文不名的“灰姑娘”到风华绝代的“白雪公主”的华丽转身,并且持续近百年不减风韵。我时常在想,这既不高也无仙的山,为什么也能在如此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姿色的极差条件下成名的呢?“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我们还是只能在与重庆交情颇深的刘禹锡同志发人深省的文字中找寻答案。

作者简介:

杨矿,著名诗人、影视剧作家、文化专家。出版有诗集、长篇报告文学等多部。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得世界桂冠诗人奖、世界诗人奖、何其芳诗歌奖等。现为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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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矿:一个人的渝中与一匹山的渝中

2018-07-27 20:19:42 来源: 0 条评论

作者:杨矿

大凡每一个重庆人,都或多或少有过渝中情结。如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同程度有过北京情结。解放碑、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菜园坝、上清寺,朝天门、千厮门、临江门、望龙门、南纪门、储奇门、通远门……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名用纯正地道的重庆话喊出,还是那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听来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己。

 “重庆人嗦?我是市中区的,你是那里的?哦,原来是观音桥、沙坪坝、弹子石、杨家坪的啊!”曾几何时,似乎只有居住那个过去叫市中区现在叫渝中区的狭长半岛上的青年男女,才配叫真资格的重庆崽儿、重庆妹崽,除此之外,都是血统注水掺杂的赝品。而事实上,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不要说完全根正苗红的渝中土著,就是把往祖上推移三代都在渝中落地生根的全算上,能勉强够得着这个条件的重庆人绝不是多数。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但对于绝大多数重庆人来说,渝中则只是一个梦。向往的人,在这里做梦;钟情的人,在这里圆梦。为了这个梦,许多人抱着不同的目的和想法翻山越岭、过河过水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块巴掌大的土地,并以完全不同的结局见识了渝中的激情似火和冷酷无情,按时下流行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不在渝中,就在来渝中的路上。

 我的渝中梦始于八十年代初期,我那时年少轻狂,第一次来重庆。在菜园坝下了火车就和渝中对上了眼。林立的高楼、如织的行人、璀璨的灯火、繁华的街市……这不正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我暗下决心,绝不做这座城市的过客,而要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重庆主城区人,且是正宗的渝中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终于只身从偏远的渝西来到重庆工作,临时寄居在学田湾的办公室里。虽户口还未正式迁移,并不是真正的渝中人,但偶尔在与朋友交流交谈时被问起现在住哪里时,也会低调而奢华地说一句:“我住学田湾。”话音一落,时常便立刻招惹来一片羡慕妒忌恨的眼神。按照亚里士多德先生的理论,从偏僻矿区来到繁华都市,就是为生活而来。因为只有在城市中,我才能真切地体会深刻地认识到生活的美妙和美好。为了这种美妙和美好,我努力改掉了自己略带地方味的口音,修正自己的举止行为、衣着发型,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渝中人。但尽管如此,在那个计划经济仍然挣扎和残喘的年代,无法解决工作调动,为了被这座城市收留,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我不得不委屈求全采取迂回战术去到了临近渝中区的另一个主城区工作和生活。

 事隔三年多,在经过短暂的蛰伏和雪藏之后,我再度回到渝中,并且是举家迁移、携妻带子。先是借居在与学田湾一山之隔的水井湾,不久,正式搬进学田湾和水井湾山顶的曾家岩一套两居室的住房。至此,我渝中区人的身份得到合法确定。手捧着盖有重庆市公安市渝中区分局钢印的户口薄,我时常喜欢站在那套老式住宅的二楼阳台点燃一支香烟,把略带甜味和涩味的渝中空气连同呛人的烟气一并吞下,然后缓缓呼出,在吞云吐雾和烟雾弥漫中体会渝中人的骄傲和自豪。我在心中暗暗思忖,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我和家人终于在渝中安身立命,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住房,特别是炙手可热的渝中户口,这辈子说什么也不会离开这块风水宝地。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的设计和想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我猛然发现,附近的喧闹和嘈杂似乎并不适宜居住,而道路宽敞、绿树成荫、环境优雅、配套完善的城市新区成了人们的新宠。带着失落和伤感,我举家搬离了日渐衰落的曾家岩,但户口却一直没有迁移,仍然怀揣着渝中区的身份证走南闯北、乘车住店。直到去年,因清理户籍,我才彻底脱离渝中迁往新址。

 而事实上,我十六七年的渝中经历,也仅仅只是围绕嘉陵江边上一匹叫曾家岩的小山展开的。从最初暂居山南的学田湾到其后借居山北的水井湾,直至后来定居山顶的曾家岩,这匹山几乎见证和收藏了我所有的渝中故事和情感。一个人的渝中如同一匹山的渝中,相互与彼此其实就在这之间。

 长不过两三公里,宽不到一公里,高不过两百来米,在层峦叠嶂、群山连绵的山城重庆,无论从海拔还是从体量,无论从山形还是从山势,曾家岩都只能算是众多山头中貌不惊人、一无是处的一个小不点。由于它既不险峻,也不巍峨,既没有怪石奇树,也没有庙宇楼阁,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历史无文化、无故事无传说地默默存在于嘉陵江边,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直到清朝中叶,有曾姓者来此建房定居,这座山才有了人烟有了名号。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估计重庆人民的老朋友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同志当年赴夔州任职途经重庆逗留期间,肯定在醉酒之后突然通灵,高瞻远瞩地发现过这座山不同凡响的气息与气象,才会在被贬到和州遭到主要领导排挤时回忆起嘉陵江边那座后来会有大造化的小山,借著名的《陋室铭》写下这样的句子。

 因为从战国时期张仪筑城,到三国时期李严拓城,再到南宋时期彭大雅扩城,直到明朝洪武年间戴鼎的“新城墙高10丈,周两千六百丈,环江为池设有城门十七九开八闭。”甚至追溯到清朝时期、民国前期,重庆城市虽然不断扩容,曾家岩都名不见经传,一直未被划入建设红线控制范围。民国时期,水运成为主要交通运输形式,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作为现代物流基地,终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城市范围扩张至两路口、上清寺一线,曾家岩这才勉强“家转非”,作为城乡结合部的桥头堡进入人们的视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大量机关、机构、工厂、学校西迁,曾家岩因为相对远离闹市,人口、建筑相对稀疏,拆迁、安置成本有明显优势,且有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利用而被高人一眼相中,迅即鲤鱼跃龙门一举脱颖而出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首脑机关的驻在地。

 这座小小的山头,于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军远东战区指挥部所在地和战时中国的指挥中心,还因有周公馆、桂园、特园、范庄等建筑内显赫人物的来往去留,特别是毛泽东、蒋介石在这里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签订“双十协定”而名躁一时,天下闻名,成为类似美国的白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法国的爱丽舍宫、德国的沃尔利茨宫、意大利的奎里纳莱宫、韩国的青瓦台一样的国家象征。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是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驻地。大区撤销后,尽管重庆的行政体制经历了中央直辖、省辖、计划单列、再到中央直辖的起落沉浮,但曾家岩作为重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从来没有被撼动过,更没被取代过。

 纵观中国之历史,还很难找到这样一座山,能够在转瞬之间完成从一文不名的“灰姑娘”到风华绝代的“白雪公主”的华丽转身,并且持续近百年不减风韵。我时常在想,这既不高也无仙的山,为什么也能在如此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姿色的极差条件下成名的呢?“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我们还是只能在与重庆交情颇深的刘禹锡同志发人深省的文字中找寻答案。

作者简介:

杨矿,著名诗人、影视剧作家、文化专家。出版有诗集、长篇报告文学等多部。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得世界桂冠诗人奖、世界诗人奖、何其芳诗歌奖等。现为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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