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筵!聆听青铜重器神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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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筵!聆听青铜重器神秘的故事

来源:重庆日报2018-10-02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连用5个“以什数”,描绘出西南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面貌。

如何让历史文物说话,全方位讲述西南地区先民曾创造的辉煌文明,是众多学者思考多年的问题,也是无数观众的渴求。

现在,机会来了!

2018年9月29日至2019年1月6日,“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这是本年度三峡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原创展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西南地区五省区市博物馆联合主办。

此次展览是西南五省区市青铜重器的首次聚会。其中,有“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数千年过去了,它的金色面罩仍然无比耀眼;有“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骏马载着鎏金男子的装饰,定格了它的飒爽英姿;有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水陆攻战纹铜壶”,它酷爱“文身”,在自己有限的“皮肤”上刻画出宴乐图等人间万象……

202件(套)青铜器闪亮登场,79件(套)国家一级文物光耀其间,让展览在致敬历史的恢弘中,通过展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映照出古代文明的不朽光芒。

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三星堆、金沙古蜀遗址文物来了

青铜器,对于普通人来说遥远而陌生,只有在博物馆中才能一窥它神秘的真容。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什么?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指出,它等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一点,可以从“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青铜器中体现出来。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堪称国宝重器。虽然彰显使用者崇高身份与地位的黄金面罩已残缺不全,但观众站在它面前,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庄严的神圣感。这件颇受瞩目的青铜器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有44件,但戴金面罩的只有4件,足见其珍贵程度。

据了解,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2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古蜀王国的都邑,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三星堆遗址就曾引起中外考古学家的注意。不过,直到1986年,当两个掩埋有大量玉器、金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器物坑被发现后,三星堆才震惊了世界,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众所周知,秦兵马俑由农民发现。其实,发现三星堆遗址二号坑的也是农民。1986年,时年43岁的杨永成一锄头砸中青铜器,发出“砰”的一声,他在震惊之余第一时间报告有关部门。因为发现重大文物,他因此得到了100元奖励。“1986年一头肥猪也才值七八十块钱,100元真是一大笔钱了。”杨永成曾如此回忆。

活跃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成都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世界范围内出土金器、玉器最丰富,象牙最密集的遗址。据了解,金沙遗址偶然发现于2001年的一次基建工程,被誉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

在此次展览中,观众可以欣赏到“青铜鸟”等20余件出土于金沙遗址的文物。“青铜鸟”高度仅为6.1厘米,眼球突出,神态生动。它的用途受到关注。专家推测,这件铜鸟是一个大型青铜器上的构件,原器身可能是图腾柱或神树。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众多与鸟有关的文物,这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证明了两个遗址之间有着极强的传承性。

印证《史记》记载

青铜重器展现习射采桑、宴乐战舞

肩腹部装饰的立虎昂首向上、威风凛凛,让人感到王权的尊严……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饰虎铜釜”在展览中亮相。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件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地的青铜器,出土时竟套在死者头部。据了解,这种形式的墓葬叫作“套头葬”,是夜郎文化特有的葬俗。

资料显示,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云贵高原东侧的一个重要地方王国,在西南地区(即史书记载的西南夷)占有一足之地。西南夷包含今天的川、渝、滇、黔、桂五省区市以及西藏。战国至西汉时期,这里分布有巴、蜀、滇、夜郎、西瓯、骆越等独立于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国。

据了解,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墓地、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滇东北的昭通营盘村墓地等,都曾发现过一些重要的青铜时代墓地和遗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等在《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夜郎文化发现了众多散布的遗址,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君长以什数”的记载吻合。

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造型奇特——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上鼓足部焊铸四头卧鹿,下鼓足部焊铸四头卧牛。最精彩的内容是器盖上的立体狩猎场面:两人骑马追杀一头奔跑中的鹿,其中一人通体鎏金,华丽精美。

“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出土于昆明石寨山墓地71号墓。该墓地第6号墓出土了一枚滇王金印,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其复制品。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出土的金印上用篆书刻有“滇王之印”4字,证实了史料的真实性。金印的出土印证了文献的记载,由此可以证明此地的文化属性为滇文化。

“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多处描写了巴蜀之地的富饶,这在展览展出的“水陆攻战纹铜壶”等文物中可以得到印证。

该铜壶是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其酷爱“文身”,通体用金银嵌错出4层图像,从上至下分别为:习射和采桑;宴乐战舞和弋射、习射;水陆攻战;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图像生动地表现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的多个贵族生活场面,繁荣的景象印证了文献记载。此次展出的是其复制品。

铜勺上的“文字”比甲骨文更难认

几千年前的饮食用器竟然与现代器皿相似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看到,展览展出的“青铜俎豆夹组合”等众多青铜器都属于食器,和饮食关系密切,展览标题中的“盛筵”二字便是对展品类别的高度概括。

“青铜俎豆夹组合”于2002年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目前收藏于三峡博物馆,由1俎、8豆、2夹组成。重庆日报记者发现,这套器物中的豆、夹的外观与如今生活中用到的碗、镊子十分相似,在用途上也相差无几。据介绍,这组青铜器是巴人上层社会饮食、礼仪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资料显示,组合中的铜豆既可用来盛放肉食,也可以盛放腌菜等;既可以做日常生活用器,还可以做祭祀礼器。仔细观察,会看到其中一件铜豆内有少量植物叶茎类遗存,据此推测,此豆应该用于盛置腌菜等。

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勾连雷纹铜桶”体型敦厚,被戏称为“水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件青铜器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其形制和如今生活中常见的水桶相似,它也是用来盛放液体的。

据了解,铜桶是岭南土著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仿铜桶而制的陶桶,其中有近半桶高粱,桶盖里的文字“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表明这是一件藏酒器。因此,专家推测“勾连雷纹铜桶”是南越国高级贵族用于宴饮的藏酒、酿酒之器,也可作盛储器。

收藏于成都博物馆的“巴蜀图语铜勺”造型和如今的汤勺相差无几,但勺面上刻画的龟、鸟、鱼等图像颇为神秘。据了解,这些符号是巴蜀图语——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盆地巴、蜀两国使用的符号性“文字”。目前,发现有近300个巴蜀“文字”,能识读的不足1/10,堪称比甲骨文更难认的象形“文字”。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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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筵!聆听青铜重器神秘的故事

2018-10-02 06:30:00 来源: 0 条评论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连用5个“以什数”,描绘出西南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面貌。

如何让历史文物说话,全方位讲述西南地区先民曾创造的辉煌文明,是众多学者思考多年的问题,也是无数观众的渴求。

现在,机会来了!

2018年9月29日至2019年1月6日,“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这是本年度三峡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原创展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西南地区五省区市博物馆联合主办。

此次展览是西南五省区市青铜重器的首次聚会。其中,有“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数千年过去了,它的金色面罩仍然无比耀眼;有“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骏马载着鎏金男子的装饰,定格了它的飒爽英姿;有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水陆攻战纹铜壶”,它酷爱“文身”,在自己有限的“皮肤”上刻画出宴乐图等人间万象……

202件(套)青铜器闪亮登场,79件(套)国家一级文物光耀其间,让展览在致敬历史的恢弘中,通过展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映照出古代文明的不朽光芒。

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三星堆、金沙古蜀遗址文物来了

青铜器,对于普通人来说遥远而陌生,只有在博物馆中才能一窥它神秘的真容。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什么?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指出,它等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一点,可以从“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青铜器中体现出来。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堪称国宝重器。虽然彰显使用者崇高身份与地位的黄金面罩已残缺不全,但观众站在它面前,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庄严的神圣感。这件颇受瞩目的青铜器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有44件,但戴金面罩的只有4件,足见其珍贵程度。

据了解,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2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古蜀王国的都邑,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三星堆遗址就曾引起中外考古学家的注意。不过,直到1986年,当两个掩埋有大量玉器、金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器物坑被发现后,三星堆才震惊了世界,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众所周知,秦兵马俑由农民发现。其实,发现三星堆遗址二号坑的也是农民。1986年,时年43岁的杨永成一锄头砸中青铜器,发出“砰”的一声,他在震惊之余第一时间报告有关部门。因为发现重大文物,他因此得到了100元奖励。“1986年一头肥猪也才值七八十块钱,100元真是一大笔钱了。”杨永成曾如此回忆。

活跃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成都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世界范围内出土金器、玉器最丰富,象牙最密集的遗址。据了解,金沙遗址偶然发现于2001年的一次基建工程,被誉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

在此次展览中,观众可以欣赏到“青铜鸟”等20余件出土于金沙遗址的文物。“青铜鸟”高度仅为6.1厘米,眼球突出,神态生动。它的用途受到关注。专家推测,这件铜鸟是一个大型青铜器上的构件,原器身可能是图腾柱或神树。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众多与鸟有关的文物,这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证明了两个遗址之间有着极强的传承性。

印证《史记》记载

青铜重器展现习射采桑、宴乐战舞

肩腹部装饰的立虎昂首向上、威风凛凛,让人感到王权的尊严……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饰虎铜釜”在展览中亮相。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件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地的青铜器,出土时竟套在死者头部。据了解,这种形式的墓葬叫作“套头葬”,是夜郎文化特有的葬俗。

资料显示,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云贵高原东侧的一个重要地方王国,在西南地区(即史书记载的西南夷)占有一足之地。西南夷包含今天的川、渝、滇、黔、桂五省区市以及西藏。战国至西汉时期,这里分布有巴、蜀、滇、夜郎、西瓯、骆越等独立于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国。

据了解,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墓地、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滇东北的昭通营盘村墓地等,都曾发现过一些重要的青铜时代墓地和遗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等在《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夜郎文化发现了众多散布的遗址,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君长以什数”的记载吻合。

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造型奇特——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上鼓足部焊铸四头卧鹿,下鼓足部焊铸四头卧牛。最精彩的内容是器盖上的立体狩猎场面:两人骑马追杀一头奔跑中的鹿,其中一人通体鎏金,华丽精美。

“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出土于昆明石寨山墓地71号墓。该墓地第6号墓出土了一枚滇王金印,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其复制品。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出土的金印上用篆书刻有“滇王之印”4字,证实了史料的真实性。金印的出土印证了文献的记载,由此可以证明此地的文化属性为滇文化。

“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多处描写了巴蜀之地的富饶,这在展览展出的“水陆攻战纹铜壶”等文物中可以得到印证。

该铜壶是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其酷爱“文身”,通体用金银嵌错出4层图像,从上至下分别为:习射和采桑;宴乐战舞和弋射、习射;水陆攻战;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图像生动地表现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的多个贵族生活场面,繁荣的景象印证了文献记载。此次展出的是其复制品。

铜勺上的“文字”比甲骨文更难认

几千年前的饮食用器竟然与现代器皿相似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看到,展览展出的“青铜俎豆夹组合”等众多青铜器都属于食器,和饮食关系密切,展览标题中的“盛筵”二字便是对展品类别的高度概括。

“青铜俎豆夹组合”于2002年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目前收藏于三峡博物馆,由1俎、8豆、2夹组成。重庆日报记者发现,这套器物中的豆、夹的外观与如今生活中用到的碗、镊子十分相似,在用途上也相差无几。据介绍,这组青铜器是巴人上层社会饮食、礼仪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资料显示,组合中的铜豆既可用来盛放肉食,也可以盛放腌菜等;既可以做日常生活用器,还可以做祭祀礼器。仔细观察,会看到其中一件铜豆内有少量植物叶茎类遗存,据此推测,此豆应该用于盛置腌菜等。

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勾连雷纹铜桶”体型敦厚,被戏称为“水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件青铜器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其形制和如今生活中常见的水桶相似,它也是用来盛放液体的。

据了解,铜桶是岭南土著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仿铜桶而制的陶桶,其中有近半桶高粱,桶盖里的文字“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表明这是一件藏酒器。因此,专家推测“勾连雷纹铜桶”是南越国高级贵族用于宴饮的藏酒、酿酒之器,也可作盛储器。

收藏于成都博物馆的“巴蜀图语铜勺”造型和如今的汤勺相差无几,但勺面上刻画的龟、鸟、鱼等图像颇为神秘。据了解,这些符号是巴蜀图语——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盆地巴、蜀两国使用的符号性“文字”。目前,发现有近300个巴蜀“文字”,能识读的不足1/10,堪称比甲骨文更难认的象形“文字”。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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