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表打油诗的《小朋友》 也刊登过冰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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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表打油诗的《小朋友》 也刊登过冰心的作品

来源:重庆晨报2018-11-05

 从日本千叶大学留学归国的环境设计学博士谷光灿女士(网名小苇),在老家同兴古镇发起美岸湿地保护志愿者公益活动,为美化古镇而不断折腾,惊动并感动了镇上83岁的袁午南老先生。袁午南出生于江津朱沱古镇,曾当过志愿军卫生员,1959年退伍到同兴古镇定居至今。为了帮助小苇他们了解古镇的过去,他提笔画了同兴老街旧貌图,并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图文并茂的《画说旧事情》,把一生两大古镇和重庆旧时民间风俗,再现给当代和后人。

老家朱沱

袁午南家里那幢小楼位于同兴镇口公路边,楼下租给一家理发店,楼顶是他打理多年的一个漂亮的盆景园,一块“袁氏堂上历代先亲考妣位”匾下,挂着父母当年风华正茂的民国合影及其“功德榜”。他天天在园中喝茶、画画、写东西;最远的角落里,还有一排养鸡笼。老爷子笑咪咪的,抗美援朝左耳廓被一块炮弹片削过,现在说话中气十足,但有时候听不见你在说什么。

父母像旁,挂着一幅他手绘的青绿山水调子水彩画《朱沱上坝袁氏故里》,那就是重庆江津朱沱镇,他在那里出生、长大。他说:“跟朱沱比起来,同兴小得不可再小了;朱沱,大得很,大得很。朱沱挨到松溉古镇,现在属于永川,以前的永川县城就在松溉,它也大。我家八姊妹,家里听说是20石谷子的小地主,土改的时候,退了地,全家就平平平安安地过来了,没有受过任何苦,政策还是很可以。”

父母文化高

父母两人,无论相貌还是名字,都很般配。“爸爸名字头那个‘伊’,我们从小就晓得是‘秋水伊人’的‘伊’,名字很好听?不是不是,它毫无意义,他的兄弟都是‘士’字辈,‘伊’也没得意思:他全部的兄弟,要么是‘休’,要么是‘伊’,还有啥子‘仁’,只要带个人旁的,就可以;妈妈叫胡婉君,是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她是北京人,毕业后就到北京图书馆。妈妈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写诗,北京口音,她一直都没有改。她的文化好得很,一般的教师都赶不到她。”

爸爸和妈妈是在北京读书认识的。“父亲读的是一个不知名的大学。妈妈的爸爸是民国财政部的一个专员,那个时候政府总理是段祺瑞。爸爸妈妈在北京结的婚,生了老大老二,日本人就打起来了,抗战形势不好了,我爷爷就喊我爸爸回来,他们就回来了。爸爸回来的职业是在江津县城当律师,算是自由职业,还帮他的一个亲侄儿做生意,1954年去世,活了54岁;妈妈回来的职业就是生儿育女,她生了八个娃儿,我都是老五了,现在走了三个了。妈妈生于1906年,土改都还在,1951年去世,只活了45岁。”

父母文化水平都高,书香门弟。“有一句话不知你听过没有?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你看我的几个姐姐都读过大学,就是磁器口那个四川教育学院,西师的前身,就是我没读过。我给祖上和父母列的这个牌位和功德榜,家里的人都认可,他们到时候都要来给爸爸、妈妈烧个香,就像又见到了他们。”

给《小朋友》投稿

袁午南15岁那年正在小龙坎树人中学(即今八中)读初二,还没有毕业,学校里就来了二野一些当兵的。“他们来招人,我就考取了12军文化干部学校,当时叫军大。没有多久就到朝鲜抗美援朝,当卫生员。我们部队在朝鲜川道里,师长就是李德生。就是在那里,我左耳朵遭弹片打缺一块。当了七年兵,转业回到重庆地方上当司药,就在重大门口,沙坪坝区结核病防治所,当时是专科医院,后来和防疫站合并,就是现在的疾病控制中心,现在在西南医院门口,就是我的单位,还可以,是公务员待遇,我1995年退休,都退休23年了。”

退休以后他给一本《老同志生活》和二野军大校友刊物《革命熔炉》写一些小文章。“这个杂志好像没有办了,人都老了,都走了,读者投稿有限,我也没写了,但在50年代,我就多了。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我就给上海的《小朋友》杂志写稿,七八岁和十几岁的小朋友看。这个杂志现在不晓得还在办没办?稿件图文并茂,我会写,也会画。”

老爷子轻描淡写提到的《小朋友》,是192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创办的老牌儿童杂志,首任主编是写过一代名曲《毛毛雨》《桃花江》的大作曲家黎锦晖先生。《小朋友》至今还在出,刊名由宋庆龄1952年题名。袁午南给它投稿的1950年代,给《小朋友》撰稿的大朋友们,有冰心、陈伯吹这样的写手写文字,张乐平、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戴敦邦这样的画手画插图。

“我就是写顺口溜,我都还记得一些,我背你听:‘小麻雀,墙上坐,叽叽喳喳骂哪个?骂弟弟,太龌龊。大花脸,泥巴脚。两条鼻涕往下拖。快洗干净去上学’。1954年,我已经回国,还在部队当卫生员,在江西上饶,就是电影《上饶集中营》演的那个地方。这样一首诗,配一幅画,稿费10块钱,在当时不得了,一个月的伙食费都绰绰有余。我们当兵每个月津贴才6块钱,维持了好多年,到80年代,好像还是6块钱。我一两个月发一篇,也是一个乐趣。对我来说,简单得很,从小我就会画。我发表了20篇,可惜都丢了。”

骑自行车上班

“顺口溜”作家袁午南1959年跟爱人结婚,“倒赘”到同兴镇。“我爱人调到镇上的童家溪医院当助产士,我就跟来了。我们就住在镇上最大的黄家院子,是原来地主的房子,属于房管所管,医院分了几间给职工住,我们就住到一间。我每天骑自行车到沙坪坝上班,骑到重大老大门边我们单位,骑了38年。单面一个钟头零十分钟,很快就到了,骑了五辆车,凤凰、永久之类的,那阵只有这几个车厂。145块钱一辆,现在看来,便宜得很。早上七点钟就要走,下午五点钟开始骑回家,风雨无阻。现在我身体这么好,跟我骑了多年自行车有关系。”

当时这一线还是有公共汽车,为什么不坐车呢?“是开了一趟北碚三公司的公共汽车,跑远郊,班次少,钱就多了:单面四角,都可以吃四碗小面了。当时的公路比现在窄一半,还是土路,但比较平,就是石井坡那个有点坡。退休以后我就没有骑了。”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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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表打油诗的《小朋友》 也刊登过冰心的作品

2018-11-05 06:00:00 来源: 0 条评论

 从日本千叶大学留学归国的环境设计学博士谷光灿女士(网名小苇),在老家同兴古镇发起美岸湿地保护志愿者公益活动,为美化古镇而不断折腾,惊动并感动了镇上83岁的袁午南老先生。袁午南出生于江津朱沱古镇,曾当过志愿军卫生员,1959年退伍到同兴古镇定居至今。为了帮助小苇他们了解古镇的过去,他提笔画了同兴老街旧貌图,并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图文并茂的《画说旧事情》,把一生两大古镇和重庆旧时民间风俗,再现给当代和后人。

老家朱沱

袁午南家里那幢小楼位于同兴镇口公路边,楼下租给一家理发店,楼顶是他打理多年的一个漂亮的盆景园,一块“袁氏堂上历代先亲考妣位”匾下,挂着父母当年风华正茂的民国合影及其“功德榜”。他天天在园中喝茶、画画、写东西;最远的角落里,还有一排养鸡笼。老爷子笑咪咪的,抗美援朝左耳廓被一块炮弹片削过,现在说话中气十足,但有时候听不见你在说什么。

父母像旁,挂着一幅他手绘的青绿山水调子水彩画《朱沱上坝袁氏故里》,那就是重庆江津朱沱镇,他在那里出生、长大。他说:“跟朱沱比起来,同兴小得不可再小了;朱沱,大得很,大得很。朱沱挨到松溉古镇,现在属于永川,以前的永川县城就在松溉,它也大。我家八姊妹,家里听说是20石谷子的小地主,土改的时候,退了地,全家就平平平安安地过来了,没有受过任何苦,政策还是很可以。”

父母文化高

父母两人,无论相貌还是名字,都很般配。“爸爸名字头那个‘伊’,我们从小就晓得是‘秋水伊人’的‘伊’,名字很好听?不是不是,它毫无意义,他的兄弟都是‘士’字辈,‘伊’也没得意思:他全部的兄弟,要么是‘休’,要么是‘伊’,还有啥子‘仁’,只要带个人旁的,就可以;妈妈叫胡婉君,是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她是北京人,毕业后就到北京图书馆。妈妈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写诗,北京口音,她一直都没有改。她的文化好得很,一般的教师都赶不到她。”

爸爸和妈妈是在北京读书认识的。“父亲读的是一个不知名的大学。妈妈的爸爸是民国财政部的一个专员,那个时候政府总理是段祺瑞。爸爸妈妈在北京结的婚,生了老大老二,日本人就打起来了,抗战形势不好了,我爷爷就喊我爸爸回来,他们就回来了。爸爸回来的职业是在江津县城当律师,算是自由职业,还帮他的一个亲侄儿做生意,1954年去世,活了54岁;妈妈回来的职业就是生儿育女,她生了八个娃儿,我都是老五了,现在走了三个了。妈妈生于1906年,土改都还在,1951年去世,只活了45岁。”

父母文化水平都高,书香门弟。“有一句话不知你听过没有?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你看我的几个姐姐都读过大学,就是磁器口那个四川教育学院,西师的前身,就是我没读过。我给祖上和父母列的这个牌位和功德榜,家里的人都认可,他们到时候都要来给爸爸、妈妈烧个香,就像又见到了他们。”

给《小朋友》投稿

袁午南15岁那年正在小龙坎树人中学(即今八中)读初二,还没有毕业,学校里就来了二野一些当兵的。“他们来招人,我就考取了12军文化干部学校,当时叫军大。没有多久就到朝鲜抗美援朝,当卫生员。我们部队在朝鲜川道里,师长就是李德生。就是在那里,我左耳朵遭弹片打缺一块。当了七年兵,转业回到重庆地方上当司药,就在重大门口,沙坪坝区结核病防治所,当时是专科医院,后来和防疫站合并,就是现在的疾病控制中心,现在在西南医院门口,就是我的单位,还可以,是公务员待遇,我1995年退休,都退休23年了。”

退休以后他给一本《老同志生活》和二野军大校友刊物《革命熔炉》写一些小文章。“这个杂志好像没有办了,人都老了,都走了,读者投稿有限,我也没写了,但在50年代,我就多了。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我就给上海的《小朋友》杂志写稿,七八岁和十几岁的小朋友看。这个杂志现在不晓得还在办没办?稿件图文并茂,我会写,也会画。”

老爷子轻描淡写提到的《小朋友》,是192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创办的老牌儿童杂志,首任主编是写过一代名曲《毛毛雨》《桃花江》的大作曲家黎锦晖先生。《小朋友》至今还在出,刊名由宋庆龄1952年题名。袁午南给它投稿的1950年代,给《小朋友》撰稿的大朋友们,有冰心、陈伯吹这样的写手写文字,张乐平、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戴敦邦这样的画手画插图。

“我就是写顺口溜,我都还记得一些,我背你听:‘小麻雀,墙上坐,叽叽喳喳骂哪个?骂弟弟,太龌龊。大花脸,泥巴脚。两条鼻涕往下拖。快洗干净去上学’。1954年,我已经回国,还在部队当卫生员,在江西上饶,就是电影《上饶集中营》演的那个地方。这样一首诗,配一幅画,稿费10块钱,在当时不得了,一个月的伙食费都绰绰有余。我们当兵每个月津贴才6块钱,维持了好多年,到80年代,好像还是6块钱。我一两个月发一篇,也是一个乐趣。对我来说,简单得很,从小我就会画。我发表了20篇,可惜都丢了。”

骑自行车上班

“顺口溜”作家袁午南1959年跟爱人结婚,“倒赘”到同兴镇。“我爱人调到镇上的童家溪医院当助产士,我就跟来了。我们就住在镇上最大的黄家院子,是原来地主的房子,属于房管所管,医院分了几间给职工住,我们就住到一间。我每天骑自行车到沙坪坝上班,骑到重大老大门边我们单位,骑了38年。单面一个钟头零十分钟,很快就到了,骑了五辆车,凤凰、永久之类的,那阵只有这几个车厂。145块钱一辆,现在看来,便宜得很。早上七点钟就要走,下午五点钟开始骑回家,风雨无阻。现在我身体这么好,跟我骑了多年自行车有关系。”

当时这一线还是有公共汽车,为什么不坐车呢?“是开了一趟北碚三公司的公共汽车,跑远郊,班次少,钱就多了:单面四角,都可以吃四碗小面了。当时的公路比现在窄一半,还是土路,但比较平,就是石井坡那个有点坡。退休以后我就没有骑了。”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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