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来源:新华社2019-01-30

【专家论坛】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春节向来颇受关注,关于它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的描述其过程,有的介绍其礼仪,有的探讨其影响,角度不同,内容多样。这些都为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春节扩展了视野、提供了帮助。然而,春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如何演变的?我们应如何把握其文化精神?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其略云:行属于火,谓之差者,立春节……当然,《太玄经》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月正”问题,史上有不同描述。汉代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疏的《尚书注疏》卷三记载了三国时期王肃的看法:“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意思是讲,殷、周改了历法,只是为了让人们一新耳目,其实在夏朝以前都以正月建寅。王肃所谓夏朝以前,到底可以推到什么时代?孔颖达等经学家们推到了尧舜;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言:黄帝乃“顺天地之纪”,《史记正义》进一步说“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根据《尚书·洪范》的解释,“历数”就是历法,具体而言即推算岁时节气的次序。如何推算?从现有史料看,也就是通过天干、地支的组合,来标识年月日时。张守节《史记正义》尚称,“黄帝受神筴,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由此可见,以天干、地支为组合元素的历法模式产生于黄帝时代是有案可稽的。既然如此,也就有了每年的“元日”或“岁旦”。尽管今天我们难于知晓黄帝时期如何命名岁首,但那个时代创造的历法模式却为后来的春节礼俗奠定了基础。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以上这段话主要讲了三件事:第一,在立春节气,天子亲自率领朝廷要员,到京畿东郊去举行“迎春”祭典。东郊祭祀完毕,天子赏赐参加祭祀典礼的官员,发布蕴含阳德与柔和精神的指令,广泛布施,惠及百姓。第二,诏命太史官保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使历法的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行周期的记录成为往后的遵循。第三,在正月元日,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其目的是祈求上天赐予五谷丰登。“籍田”仪式之后,天子率众回到太寝祖庙,赐酒予众官,开怀畅饮。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立春可能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的典礼活动。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板”“门神”等。唐代的韩鄂撰《四时纂要》卷一也有类似记载,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列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有东方朔之传,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道教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过年前的“送灶神”、过年后的“迎灶神”“接财神”、正月初九的“天公节”,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都有着道教文化烙印。汉代以来的“灶神”,被道教奉为“司命灶君”,主管着家家户户的命籍,攸关生死存亡;道教的玉皇大帝成为正月初九“天公节”仪典中的主要祭拜对象;作为春节仪典尾声的“元宵节”同时也是道教祭拜“三官大帝”的上元节。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感恩。远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包括动物、植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自上古所形成的祭祀礼俗,伴随着先民们的自我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道家与道教研究著作提要集成”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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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30 15:42:39 来源: 0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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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春节向来颇受关注,关于它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的描述其过程,有的介绍其礼仪,有的探讨其影响,角度不同,内容多样。这些都为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春节扩展了视野、提供了帮助。然而,春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如何演变的?我们应如何把握其文化精神?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其略云:行属于火,谓之差者,立春节……当然,《太玄经》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月正”问题,史上有不同描述。汉代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疏的《尚书注疏》卷三记载了三国时期王肃的看法:“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意思是讲,殷、周改了历法,只是为了让人们一新耳目,其实在夏朝以前都以正月建寅。王肃所谓夏朝以前,到底可以推到什么时代?孔颖达等经学家们推到了尧舜;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言:黄帝乃“顺天地之纪”,《史记正义》进一步说“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根据《尚书·洪范》的解释,“历数”就是历法,具体而言即推算岁时节气的次序。如何推算?从现有史料看,也就是通过天干、地支的组合,来标识年月日时。张守节《史记正义》尚称,“黄帝受神筴,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由此可见,以天干、地支为组合元素的历法模式产生于黄帝时代是有案可稽的。既然如此,也就有了每年的“元日”或“岁旦”。尽管今天我们难于知晓黄帝时期如何命名岁首,但那个时代创造的历法模式却为后来的春节礼俗奠定了基础。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以上这段话主要讲了三件事:第一,在立春节气,天子亲自率领朝廷要员,到京畿东郊去举行“迎春”祭典。东郊祭祀完毕,天子赏赐参加祭祀典礼的官员,发布蕴含阳德与柔和精神的指令,广泛布施,惠及百姓。第二,诏命太史官保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使历法的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行周期的记录成为往后的遵循。第三,在正月元日,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其目的是祈求上天赐予五谷丰登。“籍田”仪式之后,天子率众回到太寝祖庙,赐酒予众官,开怀畅饮。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立春可能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的典礼活动。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板”“门神”等。唐代的韩鄂撰《四时纂要》卷一也有类似记载,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列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有东方朔之传,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道教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过年前的“送灶神”、过年后的“迎灶神”“接财神”、正月初九的“天公节”,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都有着道教文化烙印。汉代以来的“灶神”,被道教奉为“司命灶君”,主管着家家户户的命籍,攸关生死存亡;道教的玉皇大帝成为正月初九“天公节”仪典中的主要祭拜对象;作为春节仪典尾声的“元宵节”同时也是道教祭拜“三官大帝”的上元节。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感恩。远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包括动物、植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自上古所形成的祭祀礼俗,伴随着先民们的自我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道家与道教研究著作提要集成”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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