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高度

《史记》的文学高度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19-08-08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近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界、文学界所重视,甚至也被其它相关学科界所关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今人学习和了解《史记》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文从文学高度的角度浅谈一点意见,以有教于方家。

毋庸讳言,《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其叙事的手法,故事的跌宕,语言的丰富,音韵的节奏,情感的植入,作者的在场等,都充分体现了文学的特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论从史学的角度,或是从文学的角度,都会被人物、情节、情感、知识性所感染,都会享受到其中的文学贡献。鲁迅先生说,《史记》是一部“无韵之《离骚》”是一个形象而准确的比喻。

同时,从文学角度讲,这又是一部非常有文学高度的文学著作。其所表达的博大的社会胸襟,圣人般的国家担当,深刻的规律求索,宏大的历史叙事,丰富的人文精神,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创作高度,《史记》的文学高度,人们在阅读和欣赏过程中有一种高度性的分享。总之,其文学高度的价值影响了过去近两千年,也必将继续影响着未来。

一、博大的社会胸襟

追求文学创作的高度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学作家的努力,也是他们的目标。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音永”,还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而司马迁也是要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才有了无数的经典流传,才有了百读不厌、宏大而深远的巨著《史记》。

博大的社会胸襟,这是《史记》所呈现的首要高度。一部《史记》,130篇,52余万字,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帝王将相、公卿贵族、士农工商、医卜游侠、市井小民,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民族、宗教、天文、地理等等,真所谓百科齐备、百业齐备、百态齐备。如果从史学角度讲,将其影响历史发展的帝王将相、重要人物、重要政治军事事件叙述,即可完成载史功能。然而司马迁却不止步于此,还进一步呈现影响历史和社会发展、可以启迪未来的其它一些相关内容,如《刺客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等。这开启了史学著作的一系列先河,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大社会思想和全方位观念。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关于为什么作《刺客列传》时说,就是为了表彰曹沫、荆轲、豫让等这些人“不欺其志”的精神。用现代人的思维看,这些人的行为有违国家交往规则、有违国家法律精神,但在封建社会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因而成为人们颂扬的英雄。《酷吏列传》就提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是其创作初衷。这一着眼点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仍有借鉴意义。《滑稽列传》则专门书写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并将他们的精神提高到古代“六艺”的地位,可见其对社会的关照度是十分高的。《佞幸列传》也十分特别,将善于揣度皇帝好恶,从而讨得皇帝欢心,以此接近皇帝的弄臣专列为一章,将其卑劣行为存于史书,可见其对这类人的厌恶程度。

在表达方式上,文学和史学的区别,更多在于其叙事方式、叙事语言。文学的结构更强调故事性,史学的结构更强调逻辑性;文学的语言更强调形象思维,史学的语言更强调准确性。而《史记》却兼而有之。但更重要的是,从文学的角度,文学所表现的手法重要,而其所表现的内容更重要,没有实质内容的文学表达是空洞的、飘浮的、言之无物的。自古及今能流传的文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物有高度。如屈原的国家情怀,杜甫的民胞物与,苏东坡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可以说高度越高流传越广、影响越大。古人讲“文以载道”,这道其中就有文学高度的含义。《史记》载史三千年,凡经国之大事全列于此,真可谓摄揽全局,纵横网络。不仅如此,更从国家发展角度探索其“古今之变”,深究其兴盛得失,寻找其发展规律,一种国家情怀的高度呈现于字里行间。从内容上讲,纵向的有十二本纪,从五帝、夏、殷、周、秦到汉,上下贯通三千年。横向的涉及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士农工商、文人雅士。从国家发展主体上讲,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管理、文学艺术、民族统一等。把一国之筋骨、一国之细胞,一揽于文字之中。读其文可以将三千年历史、文化、社会尽收眼底。这是《史记》的史书特质,同时也是《史记》的文化和精神贡献。

二、圣者的国家担当

从“文以载道”的角度讲,《史记》追求一种“通古今之变”的国家情怀,即努力地探索着中国历史三千年来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征。《史记》叙述一朝朝历史,一国国兴衰,一件件史事,一个个人物,在列举史实的同时,下功夫认真分析、科学论述。据张大可先生统计,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篇前论、篇末赞等各种形式的史论达134篇,30000余字,成为“通古今之变”的重要表现。

那么,从史实的叙述中,从言语的感叹中,从事实的详约中,从论赞的观点中,我们大可感受到《史记》的国家情怀、国家思想、国家态度、国家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天下一统、德政为上、任贤使能等。这些思想既是传统思想的综合提炼,又是近两千年来中华传统思想的重要总结。

比如《五帝本纪》开卷就论中华民族的起源。用一种十分自信、十分敬仰的笔触叙述黄帝、尧、舜兴起发展的事迹和思想观念。首篇就寓意、就颂扬天下一统。在《秦始皇本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对一统之后的国家管理问题,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其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岂不难哉!廷尉议是。”秦所创立的郡县制不仅成了二千多年以来的国家管理最佳机制,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诸侯分割、民族一统、国家安宁等根本问题。《秦始皇本纪》引用的琅邪台石刻资料同样体现了这一思想,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城!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数不同,法度不明,假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长久。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司马迁对于一统天下的帝王将相们,其言、其行也是大嘉褒扬,特别是在叙述边境和平、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思想犹为突出。

善于顺民仁治,在《史记》中也体现得很多,特别是在涉及帝王将相的管理思想、管理行为,涉及到国家发展政策等,顺民意、重仁道是一个重要观念。比如在《秦始皇本纪》中就批评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意即始皇不重仁义治天下,以暴力为重。对于汉高祖的仁政却加以赞扬:“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强调:“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孔子说,“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这一民为帮本的思想贯穿《史记》,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今执政者、管理者的重要理念。

在《史记》篇章中,德政也是司马迁的主张之一,且随处可见,并且成为判断官员政绩、为人的重要标准。《史记》首篇所载的《五帝本纪》中就详细记载了尧禅位于舜的故事,尧看重的就是舜的品德,而舜推让就国也体现了其大德。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不必探究,重要的是他彰扬了一种国家治理的思想,对管理者的要求。在《吴太伯世家》中也有“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更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中感叹“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可见其德之重要。及今数千年来,这样的思想观念一直承传,不可不赞叹啊!

天下兴衰,人才为重,任贤便能也成为《史记》的重要国家观念。在纪、世家、列传里大量留下了为国奉献的贤相良将的光辉事迹。秦并天下,就使用了大量贤才,其中《史记》选以记载就很多,如《商君列传》《张仪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等。《高祖本纪》中说:“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可见其人才对于国家之重要。

三、深刻的规律求索

《史记》的贡献,除了它的美学功能,还有它的知识功能。在知识功能中,也有常识性、基础性,同时也有理论性、思想性。而前者应系普及性、大众性,而后者则具深远性、久长性,或者说是影响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具有高度性。如果说一部作品的影响度要广,那么内容高度就一定要高。《史记》探求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很多特点、很多规律,而且具有积极的当代价值,当然具有高度。

黑格尔在《世界史的概念》一书中把论述历史的方法分为三个层面,即原始的历史学,只记录原始的所见所闻。反思的历史学,对史实有一定的观点和思考。哲学的世界史,把历史上升到“各个民族的一种精神原则和这种原则的历史。”这三个层面越往后其高度越高。《史记》从史学的角度讲兼具有这三个层面,当然,位于第二个层面的性质更为充分。那么,从文学的角度讲,兼具这三个层面更具有文学的高度。因为,只有史实只是知识性,有了反思则具有思想性,上升到哲学当具有理论性。这三个层面互为作用,更具有可读性、欣赏性。特别是如果只有反思、只有哲学思考,那么,他只是一些论说文,辑在一起最多不过也只是一部论文集,大大失去了文学的特征。所以,其中在史实基础上的规律性探讨,成了《史记》文学高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司马迁“一家之言”追求高度的充分体现。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其思精就是探求和贡献了一系列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民族等等观念和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只要叙事所及,大都夹叙夹议,或者前序后赞。这些观念和思想虽然仅是一些观点,并非一篇又一篇系列论文,或者逻辑性的长篇大论,但在史实叙述的同时,加以自己的论述,表达了司马迁的思想和观点,把这些观点总揽起来,仍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甚至有的可以上升到理论层面。这些观点总结了历史、社会发展规律,探求了事物发展本质,对历史是一大贡献。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有的仍具当代价值,甚至有的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优良细胞,对历史、今人、未来有着积极作用。所以,读其文,想见其人,无不敬而仰之。

《史记》有一系列的本纪、表、列传,特别是从历史人物的叙述中,呈现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有国家层面的,有时代层面的,有宏观层面的,有个体层面的,但无论如何呈现,都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宏大而久远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在文字之中感受历史兴盛,也哀叹其衰亡。记载的故事虽已成历史,但生动的画面和深刻的评论结合在一起,仍然让我们领略到了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行业发展规律。

特别是那些如儒林、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社会百态的叙述,既能让人了解百业百态发展,还能认识其基本特征、规律。如《货殖列传》是一篇关于经济方面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篇经济史论。其观点之深刻,以至于千年以来仍然影响着当今的人们。文中所言:如果农民不种地就会缺少食物,工匠不做生产就会缺少用器,商人不做买卖就会造成财物短缺,财物匮乏就不能开发自然。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的衣食来源,本源大就会生活富裕,本源小就会生活贫困。上富其国,下富其家。还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其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社会、民众的重要性。文中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揭示了经济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经济发展的本质。

《酷吏列传》则充满了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精神,文中引用了孔子的话:用政令来管理人民,用刑法来整治人民,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犯罪,却不知道廉耻为什么。用道德和礼教来引导人民,人民才能从心里归服。司马迁说汉朝建立以来,国家和法律宽缓,提倡朴实无华,官员又亲民,老百姓平安无事。由此说,治理国家要重视德教,而不是用严刑。传中所呈现的就是那些酷吏者的事例,老百姓背弃仁义而生巧诈,违法犯罪,官吏们又不能引导教化,只好用严厉的刑法来制裁,这是本传所要表达的思想。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阅读本传,那些官吏们不重教化而用酷刑治民的典型就是我们学习的反面教材。

《儒林列传》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史传,不仅记载了众多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且叙述了中国教育自孔子以来的发展历程,论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教育与官吏素质的关系。司马迁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汉朝的教育:“自汉兴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这一思想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和官吏制度结合的典型思想。

四、宏大的历史叙事

一般来讲,一部有文学高度的作品,除了其思想境界有高度外,其内容也需要相当丰富,世上没有哪一部内容单一的作品被称之为有高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梦楼》就是典型的例证。《史记》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并发挥着重要的文学影响,其内容的博大、叙事的宏大,有着重要的作用。

翻开《史记》,就会受到震撼,从上古至汉直叙三千年,从帝王公卿到将相,从文人雅士到刺客商贾,从国家治理到市井生活,从重大政治事件到细微之处的家长里短,从重大历史宏观叙述到文人雅士小集,从思想理论观念论述到诗词歌赋讨论,从政治军事社会到风俗理趣,真是博大、广大、宏大。《史记》不仅是一部描绘历史长河的宏大画卷,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全景展示,尤其是用文学的笔调、文学的结构,让读者在历史的画卷中欣赏到宏大而又生动的朝代兴替、人物风云、山川变幻,以及优美、或者悲苦的生活场景。这笔调如意地指挥着一代帝王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如意地命令着王公贵卿、文人雅士驰骋生活、事业成败、情感喜乐;如意地展示着百业百态兴旺发展,甚至小人物、小故事在宏大画卷中精彩点缀。这笔调虽然成于两千年之前,但读来犹在目前。指尖翻动着书页,犹如读者与文中人物、事物亲切交流,甚至还有亲密感、认同感。如历场景、如历事件,与之同悲、同喜、同生死。掩卷而思,无不兴奋而敬仰,同时也无不三叹而意绵长。当你走出书卷,展转反侧,你会收获丰满,甚至心生臆想。也会激励读者更好生活,更好工作,更加努力奋进。特别是在应对一些艰难险阻的时候,更能够充满信心。至少在我阅读之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历史长河中、在大千世界中、在百业百态发展中,一个个体之渺小如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哪怕一小点痕迹,又是多么的不易。

比如《五帝本纪》只有4600余字,虽然记载的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而且大多资料来源于传说,但却有纵横中华民族源流的广大、历史的久远,特别是人物、地名、故事虚实结合,史实与评说相生,读来很有真实感。比如黄帝葬于陕西桥山,有墓为证,有千年古柏为证,有历代文献为证。假如是文学手法的结构,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在收罗万象资料后的伟大叙述。

比如《周本纪》,文章不太长,只有一万余字,却记载了周朝八百年。从创立到发展,从兴盛到衰亡,从德让到争权夺利,从天下太平到战争四起,从家人和睦到刀剑杀虐,读来让人敬、让人惊、让人叹,特别是如此多的战事、如此多的场景、如此多的大事小事,一一呈现于文字之间,其司马迁胸中不知容纳几千万事物,才有如此精准、如此生动、如此条分理析,而又牵人魂魄的叙事雄笔。这笔墨仅一个朝代就已经很宏大了!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真个是不胜枚举。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史记》至少涉及数千人物,数千故事,数千场景,且将三千年历史,纵横于笔墨之间,岂不是伟大的作品耶!

五、丰富的人文精神

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也是《史记》文学高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情怀,人文精神,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一部有高度的文学作品,至当有高度的人文精神。小说、诗歌、散文、童话、民间故事等,都是涉及人。没有人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否则就是科普、是学术、是理论。《史记》初衷是写史,笔法、结构、人文关怀、作者在场,却又具有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吸引力。

而这样的人文情怀贯穿于《史记》全书,充实着每一个篇章,融入于每一个局部,无论是写帝王将相、贵族公子,还是写文人雅士、士农工商,无论是叙史、叙事、叙人、叙物,还是对话、议论、评论、引文,都充满着人文情怀。这些人文情怀有的呈现于人物的言行之中,有的呈现于事物发展之中,有的则呈现于思想表达之中,有的呈现于故事情节跌宕、兴衰成败哀叹、作者在场体验等之中。一个篇章之后,一个故事之后,一个人物之后,总让人滋养颇多,获益匪浅。如此丰富的人文著作,其高度能不高乎!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让人读了之后可以修心、可以养德。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史记》也具有这方面的价值。司马迁满篇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字里行间充满着道德精神,一个德字可以概括《史记》的人文情怀。开篇《五帝本纪》就重德。轩辕黄帝能够做到“诸侯咸来宾从。”与其德布天下有关。能够“修德振兵,治王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与其德有关。对尧帝的评价也是:“其仁如天。”“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顺德,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对舜帝的赞许也是“二十以孝闻。”在《孝文本纪》中还赞叹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年,德至盛也。”齐太公姜子牙,这是民间传颂最为广远的一个人物。因其品德高尚,得为封国。司马迁专门作了《齐太公世家》。但是,这一品德传之数世后,其子孙不孝者令人咋舌。文中有一故事,读之无不惊异:齐桓公病重时,五个儿子各自为党,竞相争立王位。及当齐桓松病故,五个儿子相互攻伐,齐桓公死了67天,尸体腐烂生虫,虫子爬到门外,他们仍然不管。这一不德故事完整的载于《史记》之中,以教育后人。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就是说把古今兴衰事呈于读者面前,其目的是以之借鉴。从史书的角度讲是这样,从道德的角度也是这样。与此类似的反面事例还很多。司马迁说得好,就是要让“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太史公自序》)其爱憎分明之如此。

文学是人学,人学的重要一点就是关注人的生命。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史记》中叙述了很多这样的内容。《淮阴侯列传》一开始就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韩信饥饿时受了大娘赠饭。一个是胯下之辱。这两个故事都寓意深刻,对韩信影响致深。这两个故事充满励志和人性,具有教育和启迪作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讲述的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事故,与“老当益壮”的态度,也成了很多中老年人良好精神面貌的代名词。尤其是在一些文人列传里这类故事更多。屈原是一位文臣,同时又是一位文学家。其《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记载的屈原的一生,屈原的灾难,屈原的贡献,屈原的精神,读之无不让人动容。就是作者司马迁本人也在文末叹息不止:“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就去,又爽然自失矣。”今人读来也与作者一样,既惋惜,又遗憾啊!

如果说体现在《史记》中的人文情怀十分丰富,那么这种情怀更来自于司马迁本人的人文追求。司马迁自己就说,要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这本身就是《史记》人文关怀的一种高度。他这样立下了誓言,也向着这个目标,将其一生贡献于此。他虽然谦虚地说,这只是“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其实是发愤著书。完成了526500字的煌煌大著,流传了近两千年而仍受读者喜爱。特别是每当读毕《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更敬其人。所以说《史记》的人文精神不仅在文中,还在司马迁一生追求的精神状态中。同时,也期待我同读者一样,在书内与书外不断求索,究其人文精神,将之传承久远。

作者:刘德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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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文学高度

2019-08-08 15:52:55 来源: 0 条评论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近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界、文学界所重视,甚至也被其它相关学科界所关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今人学习和了解《史记》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文从文学高度的角度浅谈一点意见,以有教于方家。

毋庸讳言,《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其叙事的手法,故事的跌宕,语言的丰富,音韵的节奏,情感的植入,作者的在场等,都充分体现了文学的特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论从史学的角度,或是从文学的角度,都会被人物、情节、情感、知识性所感染,都会享受到其中的文学贡献。鲁迅先生说,《史记》是一部“无韵之《离骚》”是一个形象而准确的比喻。

同时,从文学角度讲,这又是一部非常有文学高度的文学著作。其所表达的博大的社会胸襟,圣人般的国家担当,深刻的规律求索,宏大的历史叙事,丰富的人文精神,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创作高度,《史记》的文学高度,人们在阅读和欣赏过程中有一种高度性的分享。总之,其文学高度的价值影响了过去近两千年,也必将继续影响着未来。

一、博大的社会胸襟

追求文学创作的高度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学作家的努力,也是他们的目标。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音永”,还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而司马迁也是要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才有了无数的经典流传,才有了百读不厌、宏大而深远的巨著《史记》。

博大的社会胸襟,这是《史记》所呈现的首要高度。一部《史记》,130篇,52余万字,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帝王将相、公卿贵族、士农工商、医卜游侠、市井小民,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民族、宗教、天文、地理等等,真所谓百科齐备、百业齐备、百态齐备。如果从史学角度讲,将其影响历史发展的帝王将相、重要人物、重要政治军事事件叙述,即可完成载史功能。然而司马迁却不止步于此,还进一步呈现影响历史和社会发展、可以启迪未来的其它一些相关内容,如《刺客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等。这开启了史学著作的一系列先河,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大社会思想和全方位观念。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关于为什么作《刺客列传》时说,就是为了表彰曹沫、荆轲、豫让等这些人“不欺其志”的精神。用现代人的思维看,这些人的行为有违国家交往规则、有违国家法律精神,但在封建社会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因而成为人们颂扬的英雄。《酷吏列传》就提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是其创作初衷。这一着眼点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仍有借鉴意义。《滑稽列传》则专门书写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并将他们的精神提高到古代“六艺”的地位,可见其对社会的关照度是十分高的。《佞幸列传》也十分特别,将善于揣度皇帝好恶,从而讨得皇帝欢心,以此接近皇帝的弄臣专列为一章,将其卑劣行为存于史书,可见其对这类人的厌恶程度。

在表达方式上,文学和史学的区别,更多在于其叙事方式、叙事语言。文学的结构更强调故事性,史学的结构更强调逻辑性;文学的语言更强调形象思维,史学的语言更强调准确性。而《史记》却兼而有之。但更重要的是,从文学的角度,文学所表现的手法重要,而其所表现的内容更重要,没有实质内容的文学表达是空洞的、飘浮的、言之无物的。自古及今能流传的文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物有高度。如屈原的国家情怀,杜甫的民胞物与,苏东坡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可以说高度越高流传越广、影响越大。古人讲“文以载道”,这道其中就有文学高度的含义。《史记》载史三千年,凡经国之大事全列于此,真可谓摄揽全局,纵横网络。不仅如此,更从国家发展角度探索其“古今之变”,深究其兴盛得失,寻找其发展规律,一种国家情怀的高度呈现于字里行间。从内容上讲,纵向的有十二本纪,从五帝、夏、殷、周、秦到汉,上下贯通三千年。横向的涉及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士农工商、文人雅士。从国家发展主体上讲,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管理、文学艺术、民族统一等。把一国之筋骨、一国之细胞,一揽于文字之中。读其文可以将三千年历史、文化、社会尽收眼底。这是《史记》的史书特质,同时也是《史记》的文化和精神贡献。

二、圣者的国家担当

从“文以载道”的角度讲,《史记》追求一种“通古今之变”的国家情怀,即努力地探索着中国历史三千年来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征。《史记》叙述一朝朝历史,一国国兴衰,一件件史事,一个个人物,在列举史实的同时,下功夫认真分析、科学论述。据张大可先生统计,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篇前论、篇末赞等各种形式的史论达134篇,30000余字,成为“通古今之变”的重要表现。

那么,从史实的叙述中,从言语的感叹中,从事实的详约中,从论赞的观点中,我们大可感受到《史记》的国家情怀、国家思想、国家态度、国家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天下一统、德政为上、任贤使能等。这些思想既是传统思想的综合提炼,又是近两千年来中华传统思想的重要总结。

比如《五帝本纪》开卷就论中华民族的起源。用一种十分自信、十分敬仰的笔触叙述黄帝、尧、舜兴起发展的事迹和思想观念。首篇就寓意、就颂扬天下一统。在《秦始皇本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对一统之后的国家管理问题,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其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岂不难哉!廷尉议是。”秦所创立的郡县制不仅成了二千多年以来的国家管理最佳机制,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诸侯分割、民族一统、国家安宁等根本问题。《秦始皇本纪》引用的琅邪台石刻资料同样体现了这一思想,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城!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数不同,法度不明,假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长久。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司马迁对于一统天下的帝王将相们,其言、其行也是大嘉褒扬,特别是在叙述边境和平、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思想犹为突出。

善于顺民仁治,在《史记》中也体现得很多,特别是在涉及帝王将相的管理思想、管理行为,涉及到国家发展政策等,顺民意、重仁道是一个重要观念。比如在《秦始皇本纪》中就批评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意即始皇不重仁义治天下,以暴力为重。对于汉高祖的仁政却加以赞扬:“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强调:“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孔子说,“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这一民为帮本的思想贯穿《史记》,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今执政者、管理者的重要理念。

在《史记》篇章中,德政也是司马迁的主张之一,且随处可见,并且成为判断官员政绩、为人的重要标准。《史记》首篇所载的《五帝本纪》中就详细记载了尧禅位于舜的故事,尧看重的就是舜的品德,而舜推让就国也体现了其大德。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不必探究,重要的是他彰扬了一种国家治理的思想,对管理者的要求。在《吴太伯世家》中也有“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更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中感叹“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可见其德之重要。及今数千年来,这样的思想观念一直承传,不可不赞叹啊!

天下兴衰,人才为重,任贤便能也成为《史记》的重要国家观念。在纪、世家、列传里大量留下了为国奉献的贤相良将的光辉事迹。秦并天下,就使用了大量贤才,其中《史记》选以记载就很多,如《商君列传》《张仪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等。《高祖本纪》中说:“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可见其人才对于国家之重要。

三、深刻的规律求索

《史记》的贡献,除了它的美学功能,还有它的知识功能。在知识功能中,也有常识性、基础性,同时也有理论性、思想性。而前者应系普及性、大众性,而后者则具深远性、久长性,或者说是影响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具有高度性。如果说一部作品的影响度要广,那么内容高度就一定要高。《史记》探求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很多特点、很多规律,而且具有积极的当代价值,当然具有高度。

黑格尔在《世界史的概念》一书中把论述历史的方法分为三个层面,即原始的历史学,只记录原始的所见所闻。反思的历史学,对史实有一定的观点和思考。哲学的世界史,把历史上升到“各个民族的一种精神原则和这种原则的历史。”这三个层面越往后其高度越高。《史记》从史学的角度讲兼具有这三个层面,当然,位于第二个层面的性质更为充分。那么,从文学的角度讲,兼具这三个层面更具有文学的高度。因为,只有史实只是知识性,有了反思则具有思想性,上升到哲学当具有理论性。这三个层面互为作用,更具有可读性、欣赏性。特别是如果只有反思、只有哲学思考,那么,他只是一些论说文,辑在一起最多不过也只是一部论文集,大大失去了文学的特征。所以,其中在史实基础上的规律性探讨,成了《史记》文学高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司马迁“一家之言”追求高度的充分体现。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其思精就是探求和贡献了一系列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民族等等观念和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只要叙事所及,大都夹叙夹议,或者前序后赞。这些观念和思想虽然仅是一些观点,并非一篇又一篇系列论文,或者逻辑性的长篇大论,但在史实叙述的同时,加以自己的论述,表达了司马迁的思想和观点,把这些观点总揽起来,仍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甚至有的可以上升到理论层面。这些观点总结了历史、社会发展规律,探求了事物发展本质,对历史是一大贡献。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有的仍具当代价值,甚至有的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优良细胞,对历史、今人、未来有着积极作用。所以,读其文,想见其人,无不敬而仰之。

《史记》有一系列的本纪、表、列传,特别是从历史人物的叙述中,呈现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有国家层面的,有时代层面的,有宏观层面的,有个体层面的,但无论如何呈现,都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宏大而久远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在文字之中感受历史兴盛,也哀叹其衰亡。记载的故事虽已成历史,但生动的画面和深刻的评论结合在一起,仍然让我们领略到了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行业发展规律。

特别是那些如儒林、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社会百态的叙述,既能让人了解百业百态发展,还能认识其基本特征、规律。如《货殖列传》是一篇关于经济方面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篇经济史论。其观点之深刻,以至于千年以来仍然影响着当今的人们。文中所言:如果农民不种地就会缺少食物,工匠不做生产就会缺少用器,商人不做买卖就会造成财物短缺,财物匮乏就不能开发自然。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的衣食来源,本源大就会生活富裕,本源小就会生活贫困。上富其国,下富其家。还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其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社会、民众的重要性。文中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揭示了经济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经济发展的本质。

《酷吏列传》则充满了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精神,文中引用了孔子的话:用政令来管理人民,用刑法来整治人民,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犯罪,却不知道廉耻为什么。用道德和礼教来引导人民,人民才能从心里归服。司马迁说汉朝建立以来,国家和法律宽缓,提倡朴实无华,官员又亲民,老百姓平安无事。由此说,治理国家要重视德教,而不是用严刑。传中所呈现的就是那些酷吏者的事例,老百姓背弃仁义而生巧诈,违法犯罪,官吏们又不能引导教化,只好用严厉的刑法来制裁,这是本传所要表达的思想。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阅读本传,那些官吏们不重教化而用酷刑治民的典型就是我们学习的反面教材。

《儒林列传》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史传,不仅记载了众多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且叙述了中国教育自孔子以来的发展历程,论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教育与官吏素质的关系。司马迁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汉朝的教育:“自汉兴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这一思想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和官吏制度结合的典型思想。

四、宏大的历史叙事

一般来讲,一部有文学高度的作品,除了其思想境界有高度外,其内容也需要相当丰富,世上没有哪一部内容单一的作品被称之为有高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梦楼》就是典型的例证。《史记》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并发挥着重要的文学影响,其内容的博大、叙事的宏大,有着重要的作用。

翻开《史记》,就会受到震撼,从上古至汉直叙三千年,从帝王公卿到将相,从文人雅士到刺客商贾,从国家治理到市井生活,从重大政治事件到细微之处的家长里短,从重大历史宏观叙述到文人雅士小集,从思想理论观念论述到诗词歌赋讨论,从政治军事社会到风俗理趣,真是博大、广大、宏大。《史记》不仅是一部描绘历史长河的宏大画卷,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全景展示,尤其是用文学的笔调、文学的结构,让读者在历史的画卷中欣赏到宏大而又生动的朝代兴替、人物风云、山川变幻,以及优美、或者悲苦的生活场景。这笔调如意地指挥着一代帝王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如意地命令着王公贵卿、文人雅士驰骋生活、事业成败、情感喜乐;如意地展示着百业百态兴旺发展,甚至小人物、小故事在宏大画卷中精彩点缀。这笔调虽然成于两千年之前,但读来犹在目前。指尖翻动着书页,犹如读者与文中人物、事物亲切交流,甚至还有亲密感、认同感。如历场景、如历事件,与之同悲、同喜、同生死。掩卷而思,无不兴奋而敬仰,同时也无不三叹而意绵长。当你走出书卷,展转反侧,你会收获丰满,甚至心生臆想。也会激励读者更好生活,更好工作,更加努力奋进。特别是在应对一些艰难险阻的时候,更能够充满信心。至少在我阅读之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历史长河中、在大千世界中、在百业百态发展中,一个个体之渺小如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哪怕一小点痕迹,又是多么的不易。

比如《五帝本纪》只有4600余字,虽然记载的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而且大多资料来源于传说,但却有纵横中华民族源流的广大、历史的久远,特别是人物、地名、故事虚实结合,史实与评说相生,读来很有真实感。比如黄帝葬于陕西桥山,有墓为证,有千年古柏为证,有历代文献为证。假如是文学手法的结构,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在收罗万象资料后的伟大叙述。

比如《周本纪》,文章不太长,只有一万余字,却记载了周朝八百年。从创立到发展,从兴盛到衰亡,从德让到争权夺利,从天下太平到战争四起,从家人和睦到刀剑杀虐,读来让人敬、让人惊、让人叹,特别是如此多的战事、如此多的场景、如此多的大事小事,一一呈现于文字之间,其司马迁胸中不知容纳几千万事物,才有如此精准、如此生动、如此条分理析,而又牵人魂魄的叙事雄笔。这笔墨仅一个朝代就已经很宏大了!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真个是不胜枚举。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史记》至少涉及数千人物,数千故事,数千场景,且将三千年历史,纵横于笔墨之间,岂不是伟大的作品耶!

五、丰富的人文精神

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也是《史记》文学高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情怀,人文精神,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一部有高度的文学作品,至当有高度的人文精神。小说、诗歌、散文、童话、民间故事等,都是涉及人。没有人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否则就是科普、是学术、是理论。《史记》初衷是写史,笔法、结构、人文关怀、作者在场,却又具有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吸引力。

而这样的人文情怀贯穿于《史记》全书,充实着每一个篇章,融入于每一个局部,无论是写帝王将相、贵族公子,还是写文人雅士、士农工商,无论是叙史、叙事、叙人、叙物,还是对话、议论、评论、引文,都充满着人文情怀。这些人文情怀有的呈现于人物的言行之中,有的呈现于事物发展之中,有的则呈现于思想表达之中,有的呈现于故事情节跌宕、兴衰成败哀叹、作者在场体验等之中。一个篇章之后,一个故事之后,一个人物之后,总让人滋养颇多,获益匪浅。如此丰富的人文著作,其高度能不高乎!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让人读了之后可以修心、可以养德。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史记》也具有这方面的价值。司马迁满篇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字里行间充满着道德精神,一个德字可以概括《史记》的人文情怀。开篇《五帝本纪》就重德。轩辕黄帝能够做到“诸侯咸来宾从。”与其德布天下有关。能够“修德振兵,治王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与其德有关。对尧帝的评价也是:“其仁如天。”“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顺德,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对舜帝的赞许也是“二十以孝闻。”在《孝文本纪》中还赞叹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年,德至盛也。”齐太公姜子牙,这是民间传颂最为广远的一个人物。因其品德高尚,得为封国。司马迁专门作了《齐太公世家》。但是,这一品德传之数世后,其子孙不孝者令人咋舌。文中有一故事,读之无不惊异:齐桓公病重时,五个儿子各自为党,竞相争立王位。及当齐桓松病故,五个儿子相互攻伐,齐桓公死了67天,尸体腐烂生虫,虫子爬到门外,他们仍然不管。这一不德故事完整的载于《史记》之中,以教育后人。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就是说把古今兴衰事呈于读者面前,其目的是以之借鉴。从史书的角度讲是这样,从道德的角度也是这样。与此类似的反面事例还很多。司马迁说得好,就是要让“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太史公自序》)其爱憎分明之如此。

文学是人学,人学的重要一点就是关注人的生命。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史记》中叙述了很多这样的内容。《淮阴侯列传》一开始就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韩信饥饿时受了大娘赠饭。一个是胯下之辱。这两个故事都寓意深刻,对韩信影响致深。这两个故事充满励志和人性,具有教育和启迪作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讲述的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事故,与“老当益壮”的态度,也成了很多中老年人良好精神面貌的代名词。尤其是在一些文人列传里这类故事更多。屈原是一位文臣,同时又是一位文学家。其《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记载的屈原的一生,屈原的灾难,屈原的贡献,屈原的精神,读之无不让人动容。就是作者司马迁本人也在文末叹息不止:“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就去,又爽然自失矣。”今人读来也与作者一样,既惋惜,又遗憾啊!

如果说体现在《史记》中的人文情怀十分丰富,那么这种情怀更来自于司马迁本人的人文追求。司马迁自己就说,要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这本身就是《史记》人文关怀的一种高度。他这样立下了誓言,也向着这个目标,将其一生贡献于此。他虽然谦虚地说,这只是“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其实是发愤著书。完成了526500字的煌煌大著,流传了近两千年而仍受读者喜爱。特别是每当读毕《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更敬其人。所以说《史记》的人文精神不仅在文中,还在司马迁一生追求的精神状态中。同时,也期待我同读者一样,在书内与书外不断求索,究其人文精神,将之传承久远。

作者:刘德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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