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物述说"万里同风"

千年文物述说"万里同风"

来源:光明网2019-08-09

用焉耆文撰写,黄褐色纸本,两面皆书写文字,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剧本唐代《弥勒会见记》残页。它发现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锡克沁佛寺遗址,被发现时共有44页,重叠在一起,左端遭火焚烧,残损不完整。《弥勒会见记》是一部分幕剧作,由一个序幕和二十七个正幕组成,以佛教经典为依据编写。

1965年在吐鲁番安乐故城佛塔遗址出土的《妙法莲花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廿三,是南北朝时期文物,更是佛教大乘学派的重要经典。这件写经的书法为典型北朝写经体,脱去了隶意,见证了书法史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此经发现于吐鲁番,说明中原佛教文本向吐鲁番的反向传播。同时,中原书法艺术也随之流入西域。

唐开元四年《论语》郑氏注原件被剪裁为纸靴,由“高昌县学生贾忠礼”抄写的这件文物从书体来看为正书小楷,笔法稳健,端庄秀丽,可见当时的书法艺术水平之高。这件文物196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该墓还先后出土过多件《论语》《尚书》《诗经》《孝经》等典籍抄本,抄写者既有私塾学生,亦有官学学生,可见当时官私塾都以儒学典籍作为教材。

从汉代“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到唐代“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之地,更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

“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正在国博展出,185件(组)展品包括先秦时期的彩陶、青铜器、金器、木器及毛织品;汉唐时期的锦绣丝绸、官府文书及多种文字的简牍文书、官府印信、彩棺、泥俑、各类钱币及饰品、各种点心及生活器具,以及佛教艺术品等。展览分为“丝路雏形”“丝路华章”“丝路梵音”三个部分。

丝路雏形

第一部分“丝路雏形”展示了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即与西域有着紧密联系。商代时中原与西域有了玉石交易,而中原的丝绸最迟在战国时期也已传入西域。作为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这一时期的新疆引领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浪潮。甘肃、青海地区的彩陶文化、粟作农业技术向西传播,深刻影响了天山南北文化的发展。

新疆考古遗址遗迹中的青铜器、陶器乃至石器往往伴随出现,表明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共存状态。东方与西方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古老的西域大地上交流融合,留下了东西合璧的青铜长歌。从玛纳斯、轮台以及南俄罗斯等多地出土的“山”字纹铜镜中,不难看出其中浓重的中华烙印。

出土于新疆哈密天山北麓墓地的双耳彩陶罐距今已有3800年。彩陶罐为夹砂红陶,器形简单,做工精致。陶罐口沿内侧及器身外壁按照不同部位满饰黑色的菱格网纹、菱格三角纹、交叉宽带纹,线条细密规整,美观大方,与甘肃四坝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出土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察吾乎墓地的田园葡萄纹彩陶罐,是西周—春秋时期的文物。陶罐为夹砂红陶,通体红色陶衣,颈肩部涂成黄白色,以深红色绘三组不规则的网格纹,内填圈点纹,寓意田园。另有一组蔓藤葡萄纹,枝叶卷曲,果实累累,表明这一地区园艺种植业已经出现。

而西周红铜镰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此镰为红铜锻造,体较长,弓弧背,尖弧,微翘,有明显的刃缘,刃缘经使用呈齿状,尾部有一穿孔。铜镰是收割庄稼的工具,从此器刃部明显的使用痕迹来看,这一时期的新疆草原地带已存在相当程度的农业生产,足可见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技术向西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天山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

1983年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71团墓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对兽青铜环,为青铜铸造。圆环形,环体中空,内侧有一条开口,表面有凸棱纹。铜环的前部是相对伏卧状虎头相对,其虎头、耳、鼻眼及吻部塑造得非常清晰,为祆教祭司用具。此器制模和铸造工艺都非常成熟,造型具有很高的艺术想象力,折射出当时青铜工艺的制造水平。

丝路华章

展览的第二部分“丝路华章”主要展示随着汉唐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新疆历史进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辉煌时期,古丝绸之路也迎来盛世华章。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而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则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此后,历代中央政权都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唐朝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

国家一级文物“李崇之印信”铜印,1928年在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出土,印文为阴刻篆书。李崇是王莽时期的西域都护。即当时西域最高军政长官,管辖着东起阳关、玉门关,西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北抵巴尔喀什湖,南括葱岭山区的广袤区域。

同样出土于阿克苏地区的“汉归义羌长”卧羊钮铜印为阴刻篆文。“归义”是汉政府给予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汉时期西域五十余小国的君、侯、王等都配绶汉印。

1975年在焉耆黑圪达遗址出土的八龙纹嵌宝石金带扣是汉代文物。其制作工艺为模压锤鍱成型,镶嵌多颗宝石。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群龙戏水,在急流中翻腾跳跃,或隐或现,充满着动感。龙身多处镶嵌绿松石。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其间满缀小金珠。此件为汉朝赠赐焉耆地方首领的金带扣,是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统辖治理的明证。

1998年出土于若羌县楼兰故城北墓葬的楼兰彩绘木棺为四足箱式,通体彩绘。红色粗线在棺身四周和棺盖上绘交叉纹的图案框架,图案框架内用黄、绿、黑、褐色绘流云纹,交叉纹的中心则绘出黄色的圆圈。木棺头挡板圆圈内绘金乌,足挡板圆圈内绘蟾蜍,分别代表日、月,这一象征起源于中原文化,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原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48号墓地出土的联珠对雀“贵”字纹锦原物为覆面。底色为橙红,以白、蓝、绿色显花。花纹图案为对孔雀、云纹、回纹和“贵”字等纹样,外绕联珠纹一圈。原白色绢荷叶边,孔雀相向,颈系一绶带,尾上翘,开屏展翅,似鸣似舞。整个织物布局均匀,搭配和谐。联珠内填充动植物图案与波斯艺术风格有一定关系,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206号墓地出土的女舞木俑,舞女头部为木雕彩绘,身躯以木柱支撑,臂膀用纸捻制成,呈侍立恭候状。发束高髻,头微向左侧,面庞饱满圆润,敷粉施朱,面部描绘花钿。身着团花锦上衣、黄底白花绢制披肩,下穿红、黄相间竖条曳地长裙。这尊木俑绫罗锦绢成衣,彩色长裙拂地,再现了初唐时期的流行风尚。

丝路梵音

展览的第三部分“丝路梵音”主要展示丝绸之路沿线的新疆古代佛教艺术精品。在世界文明史、中国文化史上,佛教文化传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佛教传入新疆后,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西域佛教,并形成了尼雅、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几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佛教文化艺术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千年间,在这条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以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西域高僧为传佛法持箧东进;法显、玄奘等中原大德为求真经负笈西行,经年络绎不绝。

整个展览深刻清晰地向世人阐明始终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历来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和拥有的地方,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辉煌历程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本报记者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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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物述说"万里同风"

2019-08-09 06:30:00 来源: 0 条评论

用焉耆文撰写,黄褐色纸本,两面皆书写文字,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剧本唐代《弥勒会见记》残页。它发现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锡克沁佛寺遗址,被发现时共有44页,重叠在一起,左端遭火焚烧,残损不完整。《弥勒会见记》是一部分幕剧作,由一个序幕和二十七个正幕组成,以佛教经典为依据编写。

1965年在吐鲁番安乐故城佛塔遗址出土的《妙法莲花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廿三,是南北朝时期文物,更是佛教大乘学派的重要经典。这件写经的书法为典型北朝写经体,脱去了隶意,见证了书法史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此经发现于吐鲁番,说明中原佛教文本向吐鲁番的反向传播。同时,中原书法艺术也随之流入西域。

唐开元四年《论语》郑氏注原件被剪裁为纸靴,由“高昌县学生贾忠礼”抄写的这件文物从书体来看为正书小楷,笔法稳健,端庄秀丽,可见当时的书法艺术水平之高。这件文物196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该墓还先后出土过多件《论语》《尚书》《诗经》《孝经》等典籍抄本,抄写者既有私塾学生,亦有官学学生,可见当时官私塾都以儒学典籍作为教材。

从汉代“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到唐代“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之地,更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

“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正在国博展出,185件(组)展品包括先秦时期的彩陶、青铜器、金器、木器及毛织品;汉唐时期的锦绣丝绸、官府文书及多种文字的简牍文书、官府印信、彩棺、泥俑、各类钱币及饰品、各种点心及生活器具,以及佛教艺术品等。展览分为“丝路雏形”“丝路华章”“丝路梵音”三个部分。

丝路雏形

第一部分“丝路雏形”展示了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即与西域有着紧密联系。商代时中原与西域有了玉石交易,而中原的丝绸最迟在战国时期也已传入西域。作为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这一时期的新疆引领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浪潮。甘肃、青海地区的彩陶文化、粟作农业技术向西传播,深刻影响了天山南北文化的发展。

新疆考古遗址遗迹中的青铜器、陶器乃至石器往往伴随出现,表明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共存状态。东方与西方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古老的西域大地上交流融合,留下了东西合璧的青铜长歌。从玛纳斯、轮台以及南俄罗斯等多地出土的“山”字纹铜镜中,不难看出其中浓重的中华烙印。

出土于新疆哈密天山北麓墓地的双耳彩陶罐距今已有3800年。彩陶罐为夹砂红陶,器形简单,做工精致。陶罐口沿内侧及器身外壁按照不同部位满饰黑色的菱格网纹、菱格三角纹、交叉宽带纹,线条细密规整,美观大方,与甘肃四坝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出土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察吾乎墓地的田园葡萄纹彩陶罐,是西周—春秋时期的文物。陶罐为夹砂红陶,通体红色陶衣,颈肩部涂成黄白色,以深红色绘三组不规则的网格纹,内填圈点纹,寓意田园。另有一组蔓藤葡萄纹,枝叶卷曲,果实累累,表明这一地区园艺种植业已经出现。

而西周红铜镰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此镰为红铜锻造,体较长,弓弧背,尖弧,微翘,有明显的刃缘,刃缘经使用呈齿状,尾部有一穿孔。铜镰是收割庄稼的工具,从此器刃部明显的使用痕迹来看,这一时期的新疆草原地带已存在相当程度的农业生产,足可见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技术向西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天山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

1983年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71团墓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对兽青铜环,为青铜铸造。圆环形,环体中空,内侧有一条开口,表面有凸棱纹。铜环的前部是相对伏卧状虎头相对,其虎头、耳、鼻眼及吻部塑造得非常清晰,为祆教祭司用具。此器制模和铸造工艺都非常成熟,造型具有很高的艺术想象力,折射出当时青铜工艺的制造水平。

丝路华章

展览的第二部分“丝路华章”主要展示随着汉唐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新疆历史进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辉煌时期,古丝绸之路也迎来盛世华章。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而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则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此后,历代中央政权都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唐朝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

国家一级文物“李崇之印信”铜印,1928年在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出土,印文为阴刻篆书。李崇是王莽时期的西域都护。即当时西域最高军政长官,管辖着东起阳关、玉门关,西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北抵巴尔喀什湖,南括葱岭山区的广袤区域。

同样出土于阿克苏地区的“汉归义羌长”卧羊钮铜印为阴刻篆文。“归义”是汉政府给予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汉时期西域五十余小国的君、侯、王等都配绶汉印。

1975年在焉耆黑圪达遗址出土的八龙纹嵌宝石金带扣是汉代文物。其制作工艺为模压锤鍱成型,镶嵌多颗宝石。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群龙戏水,在急流中翻腾跳跃,或隐或现,充满着动感。龙身多处镶嵌绿松石。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其间满缀小金珠。此件为汉朝赠赐焉耆地方首领的金带扣,是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统辖治理的明证。

1998年出土于若羌县楼兰故城北墓葬的楼兰彩绘木棺为四足箱式,通体彩绘。红色粗线在棺身四周和棺盖上绘交叉纹的图案框架,图案框架内用黄、绿、黑、褐色绘流云纹,交叉纹的中心则绘出黄色的圆圈。木棺头挡板圆圈内绘金乌,足挡板圆圈内绘蟾蜍,分别代表日、月,这一象征起源于中原文化,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原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48号墓地出土的联珠对雀“贵”字纹锦原物为覆面。底色为橙红,以白、蓝、绿色显花。花纹图案为对孔雀、云纹、回纹和“贵”字等纹样,外绕联珠纹一圈。原白色绢荷叶边,孔雀相向,颈系一绶带,尾上翘,开屏展翅,似鸣似舞。整个织物布局均匀,搭配和谐。联珠内填充动植物图案与波斯艺术风格有一定关系,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206号墓地出土的女舞木俑,舞女头部为木雕彩绘,身躯以木柱支撑,臂膀用纸捻制成,呈侍立恭候状。发束高髻,头微向左侧,面庞饱满圆润,敷粉施朱,面部描绘花钿。身着团花锦上衣、黄底白花绢制披肩,下穿红、黄相间竖条曳地长裙。这尊木俑绫罗锦绢成衣,彩色长裙拂地,再现了初唐时期的流行风尚。

丝路梵音

展览的第三部分“丝路梵音”主要展示丝绸之路沿线的新疆古代佛教艺术精品。在世界文明史、中国文化史上,佛教文化传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佛教传入新疆后,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西域佛教,并形成了尼雅、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几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佛教文化艺术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千年间,在这条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以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西域高僧为传佛法持箧东进;法显、玄奘等中原大德为求真经负笈西行,经年络绎不绝。

整个展览深刻清晰地向世人阐明始终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历来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和拥有的地方,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辉煌历程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本报记者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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