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活书写时代编年史——新中国70年语言生活回眸

【语言论坛】

新中国七十华诞正在向我们走来。共和国的脚步稳健、有力，在与之须臾不离的语言世界里，留下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进程，谱写了一首首可供永远欣赏、回味、体验的语言生活协奏曲。

第一次言同音

历数70年中国语言生活大事，当首者应该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普及和提高。当今中国，除了少数地方，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用普通话进行沟通和交流。普通话已经成为真正的国家通用语言，成为中国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主体。全国已基本形成普通话、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一起构成主体多样性的语言生活局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大的汉语方言区，双（多）语双（多）方言的交际模式成为社会语言生活的主流。对此，有学者不无骄傲地欢呼，“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同音”。

的确，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书同文”凭借统一的汉字记录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的“言同音”则为增进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言语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了语言基础，它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不仅是口音上的“同”，书面上也有了更多的“通”。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5亿多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掀起的扫除文盲运动，使文盲率逐年下降，达到如今的4.08%，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从文盲到脱盲，改变了人们的语言生活。

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中国语言生活的主流，与中国政府正确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分不开的，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都是语言生活协奏曲中的重要乐章。

主体多样和谐共生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方言的国家，中国语言国情复杂，语言生活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情况千差万别。随着普通话推广、外语教育普及以及语言接触频繁，双语双言的人越来越多。带有方音的普通话，普通话味儿的地方话等等，都呈现在语言生活中，活跃在语言生活中。从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看，国家通用语言是主体，各少数民族语言体现出多样性；从普通话和方言的角度来说，汉语普通话作为主体，同时又有方言的多样性。国家通用语言、民族语言和方言，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各得其位，各司其职。

20世纪90年代，语言生态和方言保护问题进入我们的视野，随后，方言保护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它从顶层设计上确定了中国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的宏观基调。与此同时，讲方言、方言比赛、方言文化进课堂等成了社会热点，方言资源网站和公众号越来越多，构成了当今中国语言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还体现在中文跟外文的关系上。外语正不断地进入语言生活，外语广播电视、外文书刊数量有很大增加；外语词、外语穿插以及字母词的使用曾不断引发热议，常常成为中国语言生活的热点话题。

海外华语也不断跟中国国家通用语言互动。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海外华语在世界各地形成不同变体，体现了各地华语的互补，对中国的语言生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语言生活与时代共舞

中国语言生活始终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运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社会制度变革、国家建设和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当时社会语言生活的强大动力。这一时期语言生活涉及的领域相对单一，主要在政治、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红色电波”会立即把一个新的表达方式传到祖国的各个角落。

后40年中国语言生活所受到的社会影响范围则要广泛得多。改革开放带来了人口大流动，使得普通话成为必需。经历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涌现出大量新概念、新词语。除政治生活外，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外交流的增加扩大了语言生活的接触。语言生活内容和形式都不断得到丰富。

媒体是语言生活的记录者和重要推手。例如，“建设”是共和国的主旋律。从《人民日报》上“建设”一词使用的走势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的变化（见右下图）。70年来,“建设”总体是高位运行，但有几个低点，分别是1962、1967和1978，1967年最低，1977后迎来建设热潮，经过1978年的临时调整，1979年后全面回升。这反映了国家整体的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新媒体不断为语言传播提速，同时改变了前30年单媒单声的局面。当今，每个人都可以是记者，语言生活逐步务实，语言不断走向活泼。各种来源的新词语，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既出现于自媒体，也出现在大众口中，更出现于各种“官宣”。

时代的发展也使语言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语言使用习惯正在改变：传统书信已经成为罕见物，纸质书刊在不少情况下正在被电子读物取代，而听书成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人们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提笔忘字已成为普遍现象。

价值取向逐渐多元

语言价值取向多元是当今语言生活的又一个重要特点。70年的语言生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追求语言的纯洁，到重视健康的语言生活；从把语言多样性看作问题，到把它看作资源进行监测、开发和保护；从把语言看作纯交际工具到认识到语言意识形态的存在，进而认识到语言对认同的建构功能；从重视个人语言能力的培养，到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从国家层面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到地方、社区、企业和家庭的语言规划。这一系列的语言观念正逐步演化为社会共识，影响着当今的语言生活。

语言逐渐成为社会各行各业都关心的话题，在中央到地方相关机构的文件中，涉及语言的内容越来越多，语言文明、语言扶贫、语言安全、语言传承等等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汉语盘点、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更是不断引起社会对语言文字的关注。

多元取向带来了语言生活的热点不断。汉语危机论、旧地名恢复、地名用字读音、奥运会上的中国话、古诗文热、“语保”工程、字母词使用、方言进课堂、语言识别、中药名称规范、外语教育等，有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的则引发各种争议。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中国召开，会议起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永久性文件——保护与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的正式发布，更把语言价值取向多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语言元素变化不断

语言存在于语言生活之中。语言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同样带动了语言内部元素的不断变化。

语音方面除尖音范围扩大倾向明显、轻声儿化减少以及某个时期港台腔流行外，总体保持稳定；语法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有+VP”的广泛传播以及流行性程度副词频繁更替、动宾式带宾语增多；词汇则是变中有稳，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不断简化，农业社会词语大量消失，新旧词语更替频繁发生。外语、方言、字母词进入交际系统，经济、科技词语融入日常生活，网络语言和日常语言交织。

新旧词语更替的频繁发生是过去70年语言生活中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旧词的复活，例如“先生”“小姐”“当铺”“夜总会”“交易所”等；二是一些词语随着隐性的词义变化而被“毁掉”，如“小姐”“老板”；三是新词的产生和隐退，这尤其有特点，词语更替频繁与追逐时尚有关，语言时尚呈波浪式的变换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语言时尚。

回眸70年的语言生活，我们越发感到它是一个丰富的语言宝藏，也是观察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为伟大的祖国骄傲和自豪。既往语言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腐朽文风根深蒂固，语言暴力也仍在继续，语言矛盾不断出现，语言焦虑已经社会化，需要我们予以更多关注。

1949年，新中国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语言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语言生活也正在步入一个全新阶段。此时此刻，语言文字工作者当继往开来，不断关注社会语言生活，迎接语言新生活的各种挑战，从语言中认识新时代，通过语言知识更好地服务新时代。

（作者：郭熙，系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