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这个象征收获的秋天，我们开始了一场行走。

我们穿梭在全市各大专业院团和各个剧场之间，通过和声乐、曲艺、文学、文史、杂技等领域专家的深入交谈，追寻重庆文艺事业和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光辉历程，努力还原在共和国70年的壮阔发展史诗中，重庆文艺事业砥砺前行的闪光轨迹，再一次印证在大历史的天空下，个体命运和家国命运的辩证关系。

今天，就请各位网友随着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的脚步，一起聆听文艺大咖们的故事——

“今年，我从事历史研究正好40年。”

9月13日上午，为了给央视热播纪录片《城门几丈高》制作一期访谈，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作客华龙网会客厅。其间，他主动提到了这个话题。

说这话时，周勇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自豪。

在重庆历史学界，周勇可谓大名鼎鼎。

而在“鼎鼎大名”的背后，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执著与付出。

因此，在对话周勇的过程中，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绕开他的诸多成就，试图从其耕耘重庆历史的40年历程中，去还原一个历史学者的“穿越”心路。

没错，就是“穿越”。

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在重庆历史的长河里，周勇一直在“穿越”——他用40年的黄金岁月，穿越了重庆城3000年的浩渺时光，皓首穷“史”，在努力读懂一座城悠久过往的同时，也奋力助推着这座城去向美好的未来。

“爱”而“学”

“不论当什么家，有了必要的历史知识，有百益而无一害。”——任继愈

1979年9月，成都，四川大学校园里热闹非凡。

作为高考恢复后招收的第三届新生，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手提行囊、心装梦想，步履轻快地走进“象牙塔”。

在前来报到的新生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相貌端正的男人。

他生着一张宽阔饱满的脸。眉宇间的英气和挺拔的身姿告诉旁人，他曾经投身军旅。

这个叫“周勇”的年轻人，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抉择——

从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里，周勇的人生历经辗转。

1969年，15岁、只读过六年书的他提着行囊，到彭水县当了知青。

近四年知青岁月，生活很苦，心灵也很寂寞。

给他安慰的，是父亲送的两本“古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另一本是《古文观止》。

在紧张劳作的间隙，周勇总是坐在草墩上，偎在火铺旁，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两本书。

后来，觉得不甚“解渴”的他，又在村里四处打探，搜罗到了几本线装古籍。

随着这些“古书”一点点被翻得卷曲发皱，周勇对古文典籍的兴趣和理解能力也与日俱增。

1972年底，周勇参军，成了一名汽车兵。

随后几年间，因为在部队表现突出，周勇被评为全师的“红旗车驾驶员”。1978年，眼瞅着就要提干。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劲吹神州大地。

闻讯，周勇的父亲——一位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审时度势，决定让儿子“弃武从文”。

时至今日，周勇依旧记得父亲的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了，以后要靠文化吃饭了——你赶紧转业，考大学！”

周勇相信父亲的判断力，于是在1979年3月退伍复员，回到重庆，准备高考。

经过仅仅三个月的紧张备考，6月，周勇以地理全省第一名、语文全省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

在这个大学新生面前，一场艰辛却又充满魅力的“穿越”之旅即将展开。

“学”而“专”

“一个不懂自己出生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西塞罗

“大学时，在大师和前辈的指引下，我就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重庆史有了兴趣。”作客本网时，周勇向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这样回忆自己“穿越”之旅的起点——

在庞大的历史学体系中，作为大一新生的周勇，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作为研究的起点。

他的理由是：“近代史承上启下，从古代历史延续而来，又铸就了现代历史的基础。”

在这个研究时段上，周勇又将目光聚焦到家乡重庆：“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我选择了一个研究课题——重庆开埠史。”

开埠，即开放口岸——作为长江上游的重镇和交通枢纽，重庆是中国西部最早开放的城市。

然而，重庆到底因何开埠？究竟何时开埠？经历了怎样的开埠历程？开埠对重庆这座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界。

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恩师、著名历史学家隗瀛涛指导下，周勇开始如饥似渴地收集关于重庆开埠的文献史料。这时他才发现，前人没有进行过这方面史料的整理出版，他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本一本史书、一部一部史料、一页一页地读，一部269卷清代线装的《清季外交史料》，被他读了个通透。书上厚厚的灰尘经常弄得他满脸黢黒。书库管理员说，这些“老古董”，好多年没有人来读了。

随着研究深入，周勇就像一名穿越时间长河的“侦探”，根据史料上的蛛丝马迹，一点点还原出重庆开埠的曲折历程，并将其放在当时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宏大背景下，进行了全面而严谨的考量。

这样，周勇撰写了出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重庆开埠史》，并立即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

凭借这部《重庆开埠史》，这个年轻人成为四川大学恢复高考以来出版学术专著的第一个在读本科生。

通过这个课题，周勇第一次体会到史学的艰辛，也在摸索和运用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收获了满满的自信。

多年后，周勇提及“处女作”依旧感慨：“完成《重庆开埠史》，既有个人努力的原因，更是时代大潮推动的结果——彼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正在从农村移向城市，亟待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城市经济史的学术研究便成为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再就是望江楼畔、四川大学校园中云集的大师们，给了我很多指点和莫大支持。”

初战告捷之后，周勇的“穿越”之旅一发不可收拾。

大学毕业后，周勇回到家乡重庆，到市委党校当了教员。

1984年初，重庆市政协领受了全国政协交办的搜集整理国民参政会历史资料的任务。因为工作的需要，市政协从市委党校借调了两个年轻教员作为“外援”。

周勇就是其中之一。

其后八年，周勇在项目组内完成了一系列课题研究，涉猎范围也从中国近代史逐渐向中共党史、抗战史等领域拓展。

其间，他“邂逅”了一个让自己“痴情”多年的谜团。

“专”而“痴”

“历史家的职责是要确切、真实、不感情用事；无论利诱威胁，无论憎恨爱好，都不能使他们背离真实。”——塞万提斯

9月13日上午，华龙网集团4楼文化艺术中心。

采访在继续深入。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提出了又一个问题：“研究历时多年，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对这个看似很“常规”的问题，周勇并没有立即回答。

他喝了一口茶，转头望了望窗外明媚的阳光，片刻后才轻声回答道：“我最难忘的是一个课题——为了研究它，我花了整整三十年……”

说这话时，周勇的眼神隐隐有光，好像再次穿越了浩渺的时光——

198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这一年，周勇偶然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早在1920年3月21日，重庆就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该组织交给共产国际的《重庆报告》，就保存在中共一大档案里！”

闻讯，周勇只觉得一阵热血从心窝直冲脑门——

“众所周知，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出席了会议。”

“按照过去认可的记载，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共产主义组织。”

“现在却有观点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的1920年3月，重庆就产生了共产主义组织——也就是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就诞生在重庆！”

……

当这些念头涌过脑海，周勇激动得不能自已：“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历史学者兴奋的课题！”

却不想，理想丰满，现实却“骨感”。

在进行初步研究之后，周勇遭遇了一系列难题。既因为始终没能找到决定性证据，又因为功力所限——这只“拦路虎”决不是初出茅庐的周勇能够降服的。研究只能暂停下来。

但周勇始终惦记着这件事。

2003年，周勇调到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后，重新向这个难题发起攻关。

彼时的周勇，已不是昔日那个刚刚入门、“功力”尚浅的青年学生，而已经成为经验丰富、日渐成熟的历史学者。

运用多年积累的研究方法，他依托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平台，系统搜集和研究了中共一大相关史料，并将目光聚焦到《重庆报告》原件上。

经过不懈努力，他听说《重庆报告》原件收藏于俄罗斯莫斯科的原共产国际档案馆。

周勇相信，《重庆报告》就是破解谜团的决定性证据。

然而，虽然周勇想尽一切办法查看原件，却始终没能如愿。

面对困境，周勇倍感焦灼，却不轻言放弃：“当时，我们即将迎来建党90周年——因此，还这段历史一个真相，既是重庆历史研究者的义务，同时也被赋予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正所谓“忠诚所至、金石为开”——建党90周年到来前夕，周勇终于在中央档案馆见到了《重庆报告》俄译原件、中文翻译手稿以及中央领导的批示。

这正是曾保存于原共产国际档案馆的《重庆报告》，后来它被移交给中国，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保存在“中共一大档案”中。在周勇历经三十年的追寻后，《重庆报告》得以公开，证明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在重庆”！

在建党90周年前夕，周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研究成果《中共一大档案中的“重庆报告”》，随即引起轰动。

“痴”而“传”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赵鑫珊

回到2019年9月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和周勇一同来到本网作客的，还有一位梳齐耳短发、气质脱俗的女士。

她名叫徐蓓，是享誉全国的文史类纪录片导演。

徐蓓和周勇相识已久。他们曾是工作中的上下级，后来成为长期合作、私交甚睦的伙伴。

和纪录片“名导”谈笑风生，揭示出周勇的另一个身份——在研究史学之余，他也是著名的文史类纪录片发起人和推动者。

一个严谨的文史学者，为啥要“跨界”影视圈？

这源于周勇曾经的一个“心结”。

多年的学术生涯，周勇攻下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难关，破解了一个又一个棘手难题，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谜雾。但学术著作只能在小众的专业圈内赢得喝彩。

如何让学术著作变身文艺作品，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点赞叫好？

特别是前几年，这个想法在周勇心里越来越强烈——彼时，少数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戏说历史、误导青少年，甚至出现了“抗日神剧”。这更加促使周勇去动手解决“如何把看似小众枯燥的历史真实，生动通俗地传播给大众”的难题。

苦苦思索之下，他想到了兼具学术严谨与生动表现的纪录片。

在研究课题取得重大学术进展的基础上，周勇策划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后方》，以献礼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2012年，他选中了徐蓓和她的团队。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选题，是基于周勇对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抗战大后方中心城市历史的深入理解。

“提议拍摄这部纪录片，有两个原因。”周勇说——

其一，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版图分为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相较于抗日根据地，大后方的学术研究和描写相对较少。当时，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大后方历史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以此为基础拍摄这部片子，能够填补这个空白。”

其二，是为了“正本清源”。“当前一些影视剧对大众产生了误导。拍摄一部严肃而生动的历史纪录片，有助于帮助大众更好地认识历史的真相。”

带着这样的初衷，周勇和徐蓓一拍即合。

在漫长的筹备和拍摄过程中，周勇和徐蓓紧密配合——前者以历史学家严谨的考据、精深的研究，向拍摄团队提供了大量生动严谨的学术成果；后者则满世界搜寻历史影像素材，以专业的大众化表达，将这些素材转化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影像作品……

2015年，纪录片《大后方》一经播出，立即博得一片喝彩。

2015年，《求是》杂志称其为“‘三个必胜’的珍贵史证”。在第九届“记录·中国”创优评析活动中，《大后方》从800余部各类纪录片中脱颖而出，获得抗战（文献）纪录片一等奖第一名。

初战告捷，周勇倍感欣慰，“跨界”的“灵感”也犹如泉涌。

很快，他又向徐蓓建议：“下一部，何不再拍摄一部讲述重庆开埠历史的纪录片？”

徐蓓当即答应下来。

几天后，徐蓓兴高采烈地打来电话：“我名字都想好了——就用我们小时候念过的一首儿歌做名字，叫《城门几丈高》！”

……

2019年9月，以重庆开埠为题材的纪录片《城门几丈高》在央视9套纪录频道热播。片中，周勇也多次“出镜”，向国内外观众娓娓讲述重庆开埠的精彩故事，时而纵横驰骋，时而精细入微。

在重庆不断凸显“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功能、着力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进程中，这部讲述重庆开放历史的纪录片，也被赋予了更加深邃的、关于未来的思考。

而这样的思考，正是周勇希望传递给人们的。

9月13日时近晌午，采访结束。

周勇乐呵呵地站起身，伸展双臂，挺直腰板，转头窗外。

窗外，青山依旧，艳阳正红。

文/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 姜连贵 陆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