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庆元

“一双铁脚走万里。”33年前，还是刚从大学毕业进入新闻战线的年轻记者、如今已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的向泽映，用一双铁脚走万里的“渝郊万里行”，在重庆乃至全国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重庆人更赠予他一个“铁脚记者”的美名。

那时，我是重庆日报农村部副主任。农村部负责编发《重庆日报》和《重庆日报农村版》（后定名为《重庆农村报》，我任总编辑）的农村稿件。向泽映被分配到农村部当农业记者，是我的部下和学生。对他的“渝郊万里行”，我记忆犹新。

向泽映万里走单骑，长江朱沱镇迈出第一步

贵州行的“启发”家乡七县步行“演练”

铁脚板准备就绪背包带伞出发

向泽映是怀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走进新闻战线的，那就是一定要用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新闻工作者。

他1985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分到重庆日报农村部工作后，一直跑基层、转田坎，是老一辈公认的好学生，同辈们公认的好榜样。

1986年，向泽映参加了一次全国农民报贵州的异地采访活动。在贵州，他看见了山区农村的困难、农业的问题、农民的艰辛，对贵州日报的“黔边行”深度报道“三农”问题，颇为赞赏。他得到启示： 重庆是大城市，也是大农村，重庆的“三农”有些什么问题？如何破解？贵州日报搞“黔边行”，我为什么不能来个重庆“渝郊行”，深度了解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走出重庆“三农”问题报道的高度？贵州采访归来，他第一个向我谈起贵州行的体会，并提出他的“渝郊行”想法。我被面前这位年轻人深深感动,说：“那好，你要用一段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明年春节后出发。”我向主任唐安良和日报分管副总编辑赖炳福汇报了向泽映的打算，他们都坚决支持，高度赞扬。

得到部门和报社领导的支持，向泽映开始了紧张的准备。他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跑了不少书店，翻阅各种地方志、部门志、区划志，广泛搜猎有关书刊、地图、画册；又以通信、面谈等形式，向知名的旅行记者问经求宝；还翻阅了《中外记者经验谈》《中青年记者经验谈》，从书中结识贤能。

1987年春节，向泽映回老家过春节，与父母商量他的“渝郊行”打算。他父母深知儿子能吃苦耐劳，但又怕儿子只身在外，多有不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但他真心真意说明原由后，父母俩鼓励他：“一要注意安全，二要干就要干出点名堂来。”他还借此机会，进行了一次跨越龙泉山脉的“战前演习”，用一周时间，步行500里，横穿广汉、中江、三台等7市县。

春节后的2月25日，农村部为他开了欢送会，部里的同事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考察路线、采访计划。大家认为，旅行考察既要借鉴外报的经验，又要有别于人家的报道方式；远、中、近郊宣传既要各有侧重，又要融于一体；还提出了“点面结合、虚实结合、长短结合”的思路；同时，为他此行确定了报纸报道栏目为“渝郊万里行”，在农村版定期刊出；确定由与他同寝室的记者袁进为他寄钱寄物寄粮票报账等，当好后勤。

3月1日，向泽映背负十几公斤重的旅行包，手拿一把折叠伞，开始了充满艰辛的万里长征。

向泽映旅居陋室伏案写稿

远郊、中郊、近郊，绕行重庆三圈

铁脚板用脚走出一万五千里

当时，重庆有21个区县，农村人口1100万。按照计划，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分为远郊、中郊、近郊三个步骤，以顺时针方向进行。从1987年3月1日开始，由永川县朱沱区为起点，到1988年12月底，以九龙坡区九龙乡为终点，历时一年零十个月，整整绕行重庆三圈，行程15000里，走遍了重庆的700多个乡镇，磨破解放鞋20多双。

3月初，向泽映从永川发回第一篇报道《朱沱欣逢“淘金热”》，讲述的是有着悠久淘金历史的朱沱农民，在冷清了几十年的长江滩再次掀起“淘金热”，找到一条致富门路的新鲜事。农村部准备在第二天的《重庆日报农村版》刊出。当天，我参加重庆日报的编前会，讲了农村版的版面安排计划，重庆日报总编辑王镛听后，非常高兴，说：“这是新闻改革的大胆创新，把这个专栏放在《重庆日报》用，以进一步扩大影响。”指示第一篇放在一版，以后放在二版，要保证版面，并为专栏写了编者按。王镛对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特别重视，对向泽映特别的关心，还亲自带队去看望在江北县农村采访的向泽映，并带去录像记者，为重庆日报留下这一史料。

一年零十个月，15000里铁脚行程，向泽映历经千辛万苦，实践着“人民记者”的民生情。

开头一段时间，向泽映情绪满高，嘴里还不时哼着小调。可时日稍长，世界仿佛变了“颜色”：想看电视，没门；想读报纸，难找；打开袖珍收音机，迎来的是刺耳的噪音……他努力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一面埋头于采访写作，一面去和农民交朋友。一年零十个月中，他在农村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

他在永川一个山区采访，那里交通闭塞，普通老百姓不知记者是何许人。一大群青年男女好像“参观”外星人一样，用惊异的目光看他。向泽映主动和他们寒暄，摆“龙门阵”。后来，几位农民竟找到到他的下榻处，要他帮他们“打官司”，说：“向记者，你跟我们农民合得来。”

有一次，他乘车去江北县两岔河乡，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在车上不慎将水豆腐倒在他的裤腿上，大爷连声道歉。他笑着说了句俏皮话：“我这裤子有口福，把你的生豆腐吃光了。”一句话，将车上的人全逗乐了，情感自然也接近起来。当他们得知他是重庆来的记者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当地的“内幕新闻”，写出一篇《枉积一库水，苦煞两岔人》的通讯，揭露修了水库不能灌田的问题。

在基层采访，有时还要吃闭门羹、受冷遇。1987年5月，他到荣昌县吴家区调查水土流失问题，事先不便与县里联系。区里的一位领导开始还和颜悦色像个“笑和尚”，但听说明来意后，陡然阴风扑面成了“冷美人”：“上级没打招呼，我们一般不接待。”他只得自个儿走乡串村作实地考察，写出了一篇事实确凿的记者来信《知否？知否？吴家土瘠地瘦》。

还有一次，他去合川肖家镇了解种田大户，接待他的办公室文书爱理不理。好不容易请来了书记，可仍然叫他等，一等就是两小时。到头来，书记“失踪”了，文书也溜之乎。他只得憋着一肚子无名火，直接到农民家里采访，傍晚，他又摸了十多里山路，才回到镇上。

在农村采访，有时步行几十里，连稀饭都找不到一口吃。一次，他在本市38个贫困乡之一的江北县东山乡采访，肚子饿得呱呱叫，他在乡场上转来转去找吃的，连一家卖饮料和糕点的店都没有，只得赶往10里外的东联村才吃上了饭。

15000里长征路，700多个乡镇，向泽映就是这样用自己的铁脚苦苦走了过来。但他的苦，赢得了农村干部群众的赞扬和盼望。文章还在陆续发表中，便有60多位读者来电80多封读者来信赞扬。有评专栏文章的，有为向记者提供线索的，有愿同向记者结为知交的，还有希望向记者去他们那里采访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读到他的《朱沱欣逢“淘金热”》的报道后，专程赶到重庆，要求前去采访淘金盛况。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得知后，向重庆日报农村版要了材料，刊登在《全国农民报通讯》上。

向泽映在江北山乡访农问贤

“这是重庆的一部改革赋一部市情录”

铁脚板用脚走出新闻的重庆价值

身入求实，心入出新。向泽映用他的铁脚，步行万里足量大地，进少数民族村寨，串农家屋宇，与农民同吃同住，既深入，更身入、心入，写出的近百篇“渝郊万里行”求实报道，读起来让人们既心情沉重，又有非读不可之感。荣昌县板桥新村的“造房热”，不知已有多少领导和记者深入甚至身入过了；然而因为没有心入，多见报喜未见报忧。向泽映来到这里，与农民交朋友，屈膝谈心，出新主题，写出了《 板桥新村的喜与忧》，道出了农民的忧愁，得出了建农房的启示，让人耳目一新。在地处海拔1500米的大娄山脉的南桐矿区南天乡青龙村，连当地老人也说“白活了几十岁，连山外的乡场都未逛过”，可见其偏僻与山路难行。向泽映却来到了这里，同山民一起，去“山那边”看西洋镜——“望”录像，进“复式班”听老师讲课，了解到了这里“女外嫁、男光棍”的困境，写出了《山那边的音像》的访贫报告。他走路去到从重庆乘小车也要跑八九个小时的九锅箐，挑开五十年代焚山种茶的脓疮，向市里的决策者发出“九锅箐呼唤”的声音。

“万里之行双脚量，天地之大一脑装。”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从宏观上把握，在微观上采访，从战略上总览，在战术上鏖战。看似包罗万象，实际有目有纲。从近百篇文章看，直接表现是：以农村经济建设为纲，围绕改革开放，勤劳致富为目的，用耳闻目睹、不耻下问获取的事实作依据，反映渝郊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新经验、新情况、新问题，以双向、多向交流形式，努力使报道为“三农”服务。文章内容分五大类。第一类，致富经。如《玉笛声声传福音》《加工生财道道多》《集约养殖鱼满箱》《土偏方医穷病》……约占文章的25%。第二类，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如《“包老头”宝刀未老》《统分握手之后》《土地，正向能手集中》《“疙瘩”出在合同上》《合中自有黄金路》等，约占文章总数的20%。第三类，问题调研。这一部份比重较大，约35%左右。这类问题抓得准抓得实。如《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五篇）《周转金怎么不转了？》《小水电、多乎哉？》《肥！肥！肥！》《沼气为何焉了气？》《綦江“边少穷”区考察随笔》《少数民族为什么多数穷》，以及反映水库、茶场、森林、土地等方面的呼救声文稿，或提出问题，呼唤解决，或研究问题，提出办法，或抨击时弊，匡正视听，进行舆论引导、监督，大多招数出新，可读性强。第四类，好人新事，先进典型，约占15%。较突出的有《农二哥参政》《正是山花烂漫时》《柏梓有条农民街》《哇，好一群仿古匠》《接龙供销社系统化服务记》等。第五类为写山水与开发旅游业之间，约占5%。有《走笔华蓥山》《宝顶人的旅游学》《旅游风吹皱长寿湖》等。

洞箫横吹，警吹情贵。从全部文章的内容，到各业题材的比重，以及使用素材表现内容的全旨看，“渝郊万里行”大多琵琶反弹，洞箫横吹，警钟长鸣，醒世情贵。比如修两岔河水库是好事，不配套，有水用不上，变成坏事；农民住楼房是好事，因为破坏了积累与消费、投入与产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变成坏事；小水电多，是好事，并不了网，变成坏事；扶贫是好事，没扶在点子上，变成坏事；办沼气是好事，没按科学办，变成坏事；搞半旱式栽培耍懒是坏事，因此出现“子母埂半旱式”“承包田成了试验田”，又变成好事……而且每一篇都警世、言实、言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人身临其境，如闻其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渝郊万里行”文章的另一个突然特点是：语言清爽，风格独创，颇多谚语、俗语、口语，编织进不同体裁样式的文章中，留下了新闻纸怪手的“向泽映风格”——朴实、通俗、清新、亲切、生动。新闻形式为内容服务，谋篇布局为自我风格效力。这些文章既有别于特写、通讯、调查报告、工作研究、采访札记等体裁样式，又兼收并蓄各种新闻、文学表现手段，是较典型的改革新闻文体。

“凤头豹尾”是好作品必备。“渝郊万里行”近百篇文章，开头至尾无一雷同。诸如《夏访“桃花园”》是第三人称起笔；《偏岩粮市变迁记》是叙事起笔；《还是那个堡堂村》，是转叙起笔；《甘为他人作嫁衣》是提问起笔；《绿色的征服》，以特写起笔；《正是山花烂漫时》，是小说断面式起笔；《走笔华蓥山》却是散方式起笔……而所使用的语言又颇具幽默、风趣性和通俗性、个性化。反映新经济联合状况，不是说“合—分—合”而称“结婚、离婚、复婚”；联产“承包责任制”称“包老头”……写沼气不行了，他写道“……70年代的‘沼气革命，席卷了这个区的每个角落。可惜昙花一现，在‘大呼隆’中降生的那些畸形儿，转眼之间差不多都成了‘短命鬼’。真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何等幽默风趣！如此行文，随处可见，颇耐人寻味。“好？好个铲铲！”“自己打酒自给钱，各人生儿各人盘。”“鲤鱼跳龙门，才子配佳人。”“懒人有懒福，勤快人累得哭！”群众语言比比皆是，为文章增色不少；再加上针对人物、事件，选择个性化语言，结果使不少旧闻变成新闻，变成披上“朦胧纱”霓裳的改革新闻珍品。

“渝郊万里行”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市委副书记于汉卿在看了有关荣昌县的访贫问富5篇报道后，立即指示当地政府要总结教训做好扶贫工作。市委常委、市农委主任邓中文，对“渝郊万里行”的报道，每篇必看，并对其中的典型、问题作记载，还让秘书留下剪报资料。市农机水电局的领导在看了报道中反映的两岔水库半拉子工程以及龙水湖等一些湖泊水事纠纷等问题后，十分重视，组成调查组、工作组进行调查、核实，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分管农业的重庆市原副市长王正德在《渝郊万里行》的“序”中，给予了“渝郊万里行”的总评价：“渝郊万里行，是重庆的一部改革赋，一部市情录。”

重庆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果展，也展出了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事迹。

“渝郊万里行”也对重庆新闻改革，起到了“先导性”作用。之后重庆新闻界的“走、转、改”，也以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为典范。

从“一个万里行”到“六个万里行”

“铁脚记者”一双永远的铁脚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渝郊万里行”之后，向泽映即便走上领导岗位，也继续发扬着“铁脚”精神，继续用铁脚走新闻。

1989年，川东、重庆地区数十区县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向泽映第一时间深入灾区采访，发表了“7.10”特大洪灾纪实大型系列报道。之后，又到20多个重灾区巡回采访，行程八九千里，在重庆日报开辟《灾区纪行》专栏，发表通讯20余篇。

1992年，向泽映又深入四川盆地，采访四川的改革开放，行程万里，写出20多篇报告文学，并结集出版了《中国的红色盆地》。

1996年，重庆直辖前夕代管涪陵、万州、黔江三地。作为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的向泽映带队前往“万里访峡江”，走遍三地22个区县和部分厂矿企业，开辟《峡江浪潮》《峡江行》专栏，发表通讯30篇。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面对灾难，向泽映率领重报记者赶赴灾区，先后采访了四川30多个重灾受灾县市以及陕西、甘肃部分灾区，行程万里，发表一大批新闻作品，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

向泽映正是凭着他超凡的努力和出色的业绩，荣获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

（本文作者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