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一本书是自然发生的
写小说之于阿来的意义,是“一个情绪总有表达的愿望”。

阿来:一本书是自然发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0-11-30

阿来的写作习惯跟很多作家不一样。灵感来的时候,阿来会“强制”自己不写,等又一次产生写作冲动,再抑制下去。“反复多时,最后不得不写的时候,我想确实到时候了”。写小说之于阿来的意义,是“一个情绪总有表达的愿望”。

阿来非常在意生活体验对于写作的积累。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阿来说,不管是书本上的学习,还是在大地上和人群中行走所积累的经验,都是在生活中创作出来的。“我觉得,我是从生活来的”。

在写《尘埃落定》前,阿来一度怀疑写作有没有意义。因为一场临时起意的行走,在当地老百姓的口述中,阿来走进了土司家族的世界。后来有了电脑,他看着窗外,敲下《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因为小说《尘埃落定》,阿来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从茶马古道上偏远、贫困、闭塞的小村庄,一路走向顶级文学殿堂。

在汶川地震过去10年后,阿来创作了他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于2019年出版。“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阿来去做过长达8个月的志愿者。阿来并未把那段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直到十载过去,“那一天城市警报拉响,突然想十周年了,再也紧绷不住了。以前看到的场景、人复活了,就开始写了”。

今年疫情暴发后,阿来本来打算做一名一线志愿者。“结果因为我的年龄和基础疾病,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疫情期间,阿来创作了一部和疫情相关的十几万字小说,但觉得现在发表出来“还是不太恰当”。

“写作不光需要构思,还要有一种情感、一股气。气如果断了,虽然故事能接上,但不是那个气息了,大家一看会觉得这个小说好像是两个人写的。所以,我如果继续写,可能会把前面十几万字作废,重新写起。但这十几万字费了很多心血,有些舍不得,就先放下来了。”阿来说。 

几乎每个熟悉阿来的朋友都会提到,阿来对自然抱有极大的热情。评论家谢有顺告诉本报记者,好几次跟阿来出去,山路间走着走着,突然就发现他掉队了。“看见他在路边草丛中拍一朵小花,他对植物有异乎常人的热情”。

阿来感慨,写作者必须认真地生活。“像一个作家一样生活、学习,把游历都变成自己创作的一部分”。对于阿来而言,积极充分地生活之后,一部小说、一本书,是会“自然发生”的。

中青报·中青网:之前你提到,《尘埃落定》不是刻意要写的故事,而是在大地行走后偶然诞生的故事。你为何很重视行走的体验和写小说的“时机”?

阿来:我不想把写作变成博士论文,不是按照市场要求一步一步每天按照计划来写。如果要在写作过程中真正体会艺术创作带来的激情和忘我的境界,我觉得必须是沉下心来的。生活是像艺术一样的,所以像艺术一样生活,学习、读书。

前年我去智利,当地大学请我去教学,我就制定了20天旅行计划——我拿着一本聂鲁达的诗,在诗集中勾出这些地名。我要去这些地方,为什么?因为诗人写到了。许多国家我没有去过,是因为没有读过他们作家的书。

中青报·中青网:朋友都评价你对自然的好奇心很重,很惊讶你可以叫出很多植物的名字,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对自然的兴趣?

阿来:二十几年前我们去爬山时,我们真的是“驴友”,背一个大包,一路上所有东西都是释而不解,最多拍两张风景照。经过漂亮的岩石,不知道是哪个地质运动期间形成的,但它有它的历史,它有它的故事。我写过山,上面长了植物,我们一无所知。

青藏铁路通车,南方报系找记者去报道,请复旦大学的葛剑雄老师和我当顾问,遇到文化、地理上的问题问我们俩。但他们出去采访,我和老葛待在帐篷和汽车里很无聊。那时候是5月份,春天刚刚到来,残雪消融,雪地里的报春花开了,这么顽强的生命,这么漂亮。原来我是一个不喜欢摄影的人,但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巨大的缺陷——不关心环境,不认识身边跟我们一样的生命。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学拍摄,一直到今天。

青藏高原的植物,不敢说百分之百,80%以上我是认识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科学系统里头的归类、效益和应用等等。我在登一座山的同时,还能认识这些植物,这感觉就是现在说的“生命共同体”。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有一天生活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你想去哪儿?

阿来:今年疫情期间我取消了两个日程。一个是布拉格,去看布拉格音乐节。我是古典音乐迷,前年去看了两场,不过瘾,今年我订了一整套票,结果全部报废了,还损失了一笔钱。

另一个是哥伦比亚。我经常说“带着一本书去旅行”,我去过秘鲁、智利、古巴、墨西哥,这些国家都出过最好的拉美文学作家,比如智利出过聂鲁达,哥伦比亚出过马尔克斯,想去看看,但今年两个计划都泡汤了。

中青报·中青网:对于深度文学,你在坚持什么?你的标准又是什么?

阿来:我没有标准,古往今来文学有标准,不用自己制定。文学史给了你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杜甫、李白、曹雪芹他们的标准。标准在那儿,我们只不过是假装忘记了而已。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写过很多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书,什么是好小说?他说非常简单,不要那么多定义。第一条是认知的力量。有的小说满足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客观讲,我不相信带来了什么。我更希望的是人能直面现实,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第二条,是审美的文学。文学的基本工具是语言,中国语言从《诗经》时代开始一路发展。如果世界上有哪个语言最适合做文学的,过去很多人认为是法文,但我认为是中文。

第三条,是文学要给人带来智慧,不是看了就傻乎乎的,看傻了,要引人思考、引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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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一本书是自然发生的

2020-11-30 07:00:00 来源: 0 条评论

阿来的写作习惯跟很多作家不一样。灵感来的时候,阿来会“强制”自己不写,等又一次产生写作冲动,再抑制下去。“反复多时,最后不得不写的时候,我想确实到时候了”。写小说之于阿来的意义,是“一个情绪总有表达的愿望”。

阿来非常在意生活体验对于写作的积累。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阿来说,不管是书本上的学习,还是在大地上和人群中行走所积累的经验,都是在生活中创作出来的。“我觉得,我是从生活来的”。

在写《尘埃落定》前,阿来一度怀疑写作有没有意义。因为一场临时起意的行走,在当地老百姓的口述中,阿来走进了土司家族的世界。后来有了电脑,他看着窗外,敲下《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因为小说《尘埃落定》,阿来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从茶马古道上偏远、贫困、闭塞的小村庄,一路走向顶级文学殿堂。

在汶川地震过去10年后,阿来创作了他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于2019年出版。“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阿来去做过长达8个月的志愿者。阿来并未把那段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直到十载过去,“那一天城市警报拉响,突然想十周年了,再也紧绷不住了。以前看到的场景、人复活了,就开始写了”。

今年疫情暴发后,阿来本来打算做一名一线志愿者。“结果因为我的年龄和基础疾病,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疫情期间,阿来创作了一部和疫情相关的十几万字小说,但觉得现在发表出来“还是不太恰当”。

“写作不光需要构思,还要有一种情感、一股气。气如果断了,虽然故事能接上,但不是那个气息了,大家一看会觉得这个小说好像是两个人写的。所以,我如果继续写,可能会把前面十几万字作废,重新写起。但这十几万字费了很多心血,有些舍不得,就先放下来了。”阿来说。 

几乎每个熟悉阿来的朋友都会提到,阿来对自然抱有极大的热情。评论家谢有顺告诉本报记者,好几次跟阿来出去,山路间走着走着,突然就发现他掉队了。“看见他在路边草丛中拍一朵小花,他对植物有异乎常人的热情”。

阿来感慨,写作者必须认真地生活。“像一个作家一样生活、学习,把游历都变成自己创作的一部分”。对于阿来而言,积极充分地生活之后,一部小说、一本书,是会“自然发生”的。

中青报·中青网:之前你提到,《尘埃落定》不是刻意要写的故事,而是在大地行走后偶然诞生的故事。你为何很重视行走的体验和写小说的“时机”?

阿来:我不想把写作变成博士论文,不是按照市场要求一步一步每天按照计划来写。如果要在写作过程中真正体会艺术创作带来的激情和忘我的境界,我觉得必须是沉下心来的。生活是像艺术一样的,所以像艺术一样生活,学习、读书。

前年我去智利,当地大学请我去教学,我就制定了20天旅行计划——我拿着一本聂鲁达的诗,在诗集中勾出这些地名。我要去这些地方,为什么?因为诗人写到了。许多国家我没有去过,是因为没有读过他们作家的书。

中青报·中青网:朋友都评价你对自然的好奇心很重,很惊讶你可以叫出很多植物的名字,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对自然的兴趣?

阿来:二十几年前我们去爬山时,我们真的是“驴友”,背一个大包,一路上所有东西都是释而不解,最多拍两张风景照。经过漂亮的岩石,不知道是哪个地质运动期间形成的,但它有它的历史,它有它的故事。我写过山,上面长了植物,我们一无所知。

青藏铁路通车,南方报系找记者去报道,请复旦大学的葛剑雄老师和我当顾问,遇到文化、地理上的问题问我们俩。但他们出去采访,我和老葛待在帐篷和汽车里很无聊。那时候是5月份,春天刚刚到来,残雪消融,雪地里的报春花开了,这么顽强的生命,这么漂亮。原来我是一个不喜欢摄影的人,但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巨大的缺陷——不关心环境,不认识身边跟我们一样的生命。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学拍摄,一直到今天。

青藏高原的植物,不敢说百分之百,80%以上我是认识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科学系统里头的归类、效益和应用等等。我在登一座山的同时,还能认识这些植物,这感觉就是现在说的“生命共同体”。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有一天生活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你想去哪儿?

阿来:今年疫情期间我取消了两个日程。一个是布拉格,去看布拉格音乐节。我是古典音乐迷,前年去看了两场,不过瘾,今年我订了一整套票,结果全部报废了,还损失了一笔钱。

另一个是哥伦比亚。我经常说“带着一本书去旅行”,我去过秘鲁、智利、古巴、墨西哥,这些国家都出过最好的拉美文学作家,比如智利出过聂鲁达,哥伦比亚出过马尔克斯,想去看看,但今年两个计划都泡汤了。

中青报·中青网:对于深度文学,你在坚持什么?你的标准又是什么?

阿来:我没有标准,古往今来文学有标准,不用自己制定。文学史给了你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杜甫、李白、曹雪芹他们的标准。标准在那儿,我们只不过是假装忘记了而已。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写过很多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书,什么是好小说?他说非常简单,不要那么多定义。第一条是认知的力量。有的小说满足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客观讲,我不相信带来了什么。我更希望的是人能直面现实,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第二条,是审美的文学。文学的基本工具是语言,中国语言从《诗经》时代开始一路发展。如果世界上有哪个语言最适合做文学的,过去很多人认为是法文,但我认为是中文。

第三条,是文学要给人带来智慧,不是看了就傻乎乎的,看傻了,要引人思考、引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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