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重庆歌舞团创建于1949年，是重庆解放后组建成立的第一个市属专业文艺院团，迄今已走过70年的风雨历程。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作为重庆文化的传播者，重庆歌舞团着眼创作艺术精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全方位整合资源等战略布局，抢占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努力成为西南地区的表演艺术文化传播高地。

重庆歌舞团的文化基因——巴渝舞的传统溯源与当代传承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兰天文

重庆的文化根脉肇始于巴渝文化，缘起于巴文化，巴渝舞深植其中。尽管学界对“巴渝舞”的源流考证尚存分歧，但正如著名舞蹈史学家王克芬先生指出；“巴渝舞应该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巴渝舞是专指汉高祖定名的巴渝舞；广义的巴渝舞是泛指巴渝地区地各种民间歌舞。进入乐府、庙堂的巴渝舞无论如何兴衰、变迁，或消亡，都不会影响板楯蛮民族民间舞自身的流传或发展。我相信他们仍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在族人中代代传承。”（王克芬.献上一片乡情,写下半点心得[A].巴渝舞论[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5.）

由此足见，世代生活在巍峨大山和奔流大川之间的巴渝儿女，纵使历经岁月的涤荡洗礼与文化的传承变迁，仍在各个时代追求、体现着巴渝舞的艺术境界与审美特质，这既是巴渝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巴渝歌舞艺术独特的文化基因。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说，颇负盛名的巴渝舞，影响甚至决定着重庆歌舞艺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巴渝舞的传统溯源

有关“巴渝舞”的源起，载于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里的两段史料被引用甚多。一则为“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另一则为“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由上所知，巴渝舞早在武王伐纣的历史时期，因賨人喜“前歌后舞”，而产生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民族民间歌舞。然巴渝舞之名，直到刘邦兴汉时才命名而来。再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现实，对于人或族群的生存及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制约性。据此，早期的巴渝舞源自巴人深层的生存危机意识，尚武即是力证。且通过“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之描述，充分感受到古代巴人强烈的求生意识和反抗外敌的不屈意志，藉由“前歌后舞”的巴渝舞，企图超越现实与自身的力量，流露出凌厉锐气之风。

当充满原始生命情调与尚武之风的巴渝舞被引入汉代宫廷后，突破了满足现实生存的实用目的，尤经乐舞专人的精心加工，技艺大为提升。譬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 又如《汉书·西域传赞》载：“天子负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享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砀及、曼延、鱼龙、角抵之戏。” 再如《汉书·礼乐志》载：“巴俞鼓员三十六人……应古兵法。”还如《后汉书·礼仪志》载：“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等。这些被不同史料记载，在不同场合上演的巴渝舞，不仅表现为乐舞自身的艺术发展与成熟，还为汉代的祭典宴飨、彰扬军威、丧葬礼乐等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文化基因。

巴渝舞经汉代的整体提升后，其性质和功能、舞名、舞辞及舞曲等随历朝历代而不断演变。譬如南朝梁不仅存有汉《巴渝舞》所演变的《宣烈》《大壮》舞，还另新制《巴渝舞》。魏初，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与时代需求之际，“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巴渝籍将领李管、种玉的帮助下，理解曲意，从礼乐的角度对巴渝舞进行填词改造，做《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四篇，统称为《俞儿歌曲》。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改其名为《昭武舞》。至此，巴渝舞完成了从民族民间歌舞，到最高统治者用于祭祀到武舞的转化，上升为政治伦理的最高层。后在隋唐被归入《清乐》，虽隋文帝废除此舞，而唐高祖李渊时复命乐人学习《巴渝舞》。如《旧唐书音乐志二》载：“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上述足见巴渝舞的动态传承属性，尤其体现在它的形态和功能，随着政权更迭和政治需要而作出的相应改变，凸显出巴渝舞包容性、适应性、整合性的文化特征。

再从巴渝舞的传承、变迁、发展来看，可归纳出多种类型的巴渝舞。譬如古代的、现代的；宫廷的、民间的；汉代賨人的、汉代宫廷的；三国魏的“昭武舞”、晋代的“宣舞舞”，南朝梁代的巴渝舞、唐代的清商乐巴渝舞、宋代的竹枝词巴渝舞；历代的民间巴渝舞，并入戏曲的巴渝舞，以及现代流传的巴渝舞遗风等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巴渝舞，一方面从民间歌舞进入宫廷，曾辉煌一时，后又销声匿迹，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巴渝舞，以其深厚的艺术魅力与独有的审美品格，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属性，使巴渝舞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文化认同力，以及经久传播力，不啻为巴渝人引以为傲的艺术瑰宝。

二、巴渝舞的当代传承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毫无疑问，这种自信就是在对本民族地区文化的整体认知上的理性思考与传承。因而，具有深厚传统底蕴和优质文化基因的巴渝舞，具有强大的文化能量，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并在当代激活与认同，事关重庆歌舞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出发点与归属点。

首先，想要更加深入并全面把握巴渝舞的优质文化基因，就必须重新审视它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当前我国对内正处在“艰苦奋斗两个一百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对外稳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引领全球化的新潮流。尤其当我们身处后疫情时代，反观不同时期的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巴渝舞，它随着社会时代、物质生活、精神需求等不断发生改变。虽然在祭典宴飨、丧葬礼乐等层面的意义逐渐弱化，但其“阳刚”“骁勇”“战胜危机”的主体文化因子仍被保存。正是这些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血脉，使其在各历史阶段延承了文化的连续性与地域性特色，构成巴渝文化创造和再创造的人文密码，并内化、积淀于巴渝人的历史与身体记忆之中，成为演绎巴渝歌舞，体现独特审美，传播巴渝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激发民族认同的当代之需。

其次，对巴渝舞的当代传承，唯有植根于巴文化的沃土，才能明确“我是谁，我从哪来，要到哪去”，这既是巴渝舞的生发原点，也是充分开掘其独特性和原创力的源头。作为将人文与历史的传统被延承至今的巴渝舞，为当代重庆的歌舞艺术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底蕴与艺术源泉，这种熔铸在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中的文化力量，无不彰显新时代巴渝人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因而，只有不断地返回巴渝文化之中，萃取精华，才能再塑新时代巴渝儿女的艺术形象，创造出当代重庆歌舞的艺术精品。

再者，对巴渝舞的当代传承，不仅要在文化历史与理论研究层面进行，譬如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巴渝舞讨论会”，与会者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民族音乐学、舞蹈学等，从考古学、文献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对巴渝舞的历史传承与文化脉络进行了多维度考证。还要以“创作+”为核心，打造重庆歌舞当代传承的重要路径。创作者要深层次地挖掘巴文化，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并在文化态度上，找到巴渝舞在当代的表达方式。创造性转化成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在文化理想、高度与信心上勇攀艺术高峰，使其焕发出中华优秀文化的光彩，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推出时代与民族魅力兼备的文艺精品。

总之，巴渝舞从战争武舞走进宫廷宴飨，再发展到祭祀礼仪，直到作为纯艺术欣赏对象的确立，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历程。在这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它以极大的亲和力与包容性吸收了多元文化因素，构筑其独特的人文底蕴。作为一种艺术而言，其粗犷刚劲、潇洒矫健的美学倾向，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巴渝舞的文化及其舞风、舞容在中国古代歌舞的形成与发展中，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歌舞艺术。可以说，巴渝舞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每一次变化都赋予自身新的意义，也承载着各个时代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使其不断拓展、丰富与更新。这些正是巴渝舞当代传承与传播的价值旨归。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它是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文化环境、审美趣味等多元因素的全貌体现。重庆歌舞团作为巴渝文化最重要的创造者与传播者，首当其中应把握独具世界文化价值的巴渝舞的优质基因，深耕细作，深入挖掘巴渝文化在歌舞艺术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独特技艺，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既能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需求，又能弘扬重庆艺术文化魅力，极大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发展与传播贡献重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