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系列评论“重庆市歌剧院构筑历史与现实关照中的人类精神世界”之一 ​| 为行路人画像——刘光宇艺术访谈
我与刘光宇院长的初次认识源于2019年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专题研究之重庆市歌剧院相关文章的撰写。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系列评论“重庆市歌剧院构筑历史与现实关照中的人类精神世界”之一 ​| 为行路人画像——刘光宇艺术访谈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21-02-21

编者按:重庆市歌剧院以表达和创新地域音乐形式为重要呈现方式,交融“传统”与“现代”,并举“民族”与“世界”,将具有个性的音乐创意构建在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哲思之上。近年来,重庆市歌剧院佳作连连,在作品呈现、项目策划、人才培养等方面展示了出众的活力。这组文章分别从歌剧院的文化视野和项目策划、艺术形式及特色、人才培养等方面,系统梳理了重庆市歌剧院的历史传统、艺术特色和发展思路,以期促进经验沟通,促进重庆市专业文艺院团发展。

为行路人画像——刘光宇艺术访谈

文/黄 容

刘光宇,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文旅部优秀专家,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行政学院、俄罗斯沃罗涅日国立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现任重庆市歌剧院院长、重庆交响乐团团长。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奖、文化部“蒲公英”音乐创作金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二名、中国音协全国二胡新作评选第二名等。

我与刘光宇院长的初次认识源于2019年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专题研究之重庆市歌剧院相关文章的撰写。2020年,再次受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之邀,以“刘光宇艺术访谈”为主题的撰稿工作,让我又一次有机会领略二胡表演艺术家刘光宇的文化思想与艺术理念。

黄容:今年是您学习二胡的第四十年,您觉得二胡这门艺术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刘光宇:二胡的使命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中国文化和世界艺术,二胡只有汲取中国文化和世界艺术,才能获得发展机遇。汲取世界艺术方面,二胡要珍惜历史机遇,在国家的改革发展中乘势而上,用世界文化丰富自己,再次让自己的文明影响世界。世界多样性影响了创作思维,在题材、体裁、语言、技术等,在理论、创作、教育、传播、制作等全领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时代,尤其新时代与二胡崭新面貌,所抒发的东方情感和华夏故事,令世界从过往的猎奇转变为从内涵到外延的真正瞩目。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中国走进世界,世界走进中国。汲取中国文化得益于两条,一为,在刘天华把二胡艺术“科学化”、“专业化”后的一百年,二胡“符号”性特征更加显著。刘天华把二胡引向了一个殿堂级的规格,他一直立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对外开放”“兼收并蓄”“打通中西”的立场,在他的带领下,二胡文化得以壮大和升华。二为阿炳,以阿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戏曲的巨大给养是二胡不竭的源泉。因此,二胡从业者认为,二胡今天的格局是因为刘天华和阿炳的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由于无数演奏家的贡献,让二胡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越来越多二胡演奏家的涌现;第二,二胡新创作作品在题材上全领域覆盖;第三,二胡技术的高度发展;第四,二胡乐器的改良;第五,二胡审美风格的形成;第六,二胡全面走向世界。根据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器乐赛事统计的数据,可看出21世纪二胡类比赛是最多的。二胡的鼓面由蛇皮制作而成,蛇是中国的小龙,也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图腾信仰,我们可以把她看做中华民族的集结号。文化的软实力就是对外吸引、对内凝聚。二胡已经登堂入室,改天换地,可以成为温暖每个中国人内心的乐器。我们要感谢刘天华、阿炳、刘文金、闵惠芬等一批致力于二胡音乐文化的弘扬者,使得二胡具有了这样一种历史地位。

黄容:您是一位音乐表演艺术家,而您认为自己的工作确切是什么?

刘光宇:我一直在想,我的母语是什么?我生在长在重庆这一方土地上,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我自己是在石桥铺长大的。重庆的大山大水,哺育了我们的文化,有3000多万人在传承巴渝文化。重庆的地理环境独特,地势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丘陵、高山、大江大河结合在一块,两条大江环绕,400多条支流。重庆的文化叫渔猎文化,渔猎就意味着牺牲、艰苦奋斗。重庆人向来都是爬坡上坎,这种吃苦耐劳的劲真的很伟大、很了不起。我坐飞机,要在重庆降落时,看到就想到两江环绕一座山,两江就是我的两根弦,一座山就是我的一张弓。山有人的刚性、水有人的柔性,有刚有柔,刚柔相济,这种地缘特色就很好地诠释了重庆人的性格,从而归纳出重庆文化的特点。因此,我就开始寻找我能用什么语言为重庆代言,寻找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作品。比如:《流》,《流》是用一种现代性的语言来写作的,“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写的是水,喻的是人[KL1] ,也是讲人的精神。我在北京开独奏音乐会的时候,也写了一首诗:“崎岖流泉自作溪,汇入瞿塘声浪急,回望巴山天上水,奔向大海添点滴。”“点滴”就是要把重庆人的精神面貌解释好、表达好,表达准确。20年前,我选择了题材《黄丝蚂蚂》,创作了《蚂蚁》。我们人类看蚂蚁,应当发现它身上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当人类面临沉重、复杂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乐观、团结、锲而不舍的精神来破解。如新冠病毒爆发之初,当人们对它一无所知的时候,是恐慌的。而当我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万难,几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逆行,这就能够拯救武汉、拯救中国。在2020年国庆期间,我们的每一场演出,我都迫不及待要向观众交代我的这种感受——中国太伟大了!中国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我一直说,我们上半年流泪,下半年流汗。哪怕是灭顶之灾,但只要众志成城,就能克服,这就是“蚂蚁”的现实意义。一部好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能揭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果能在经历时空的考验后还能概括不同时期的走向,这才是跨时代的作品。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将自己的艺术的“典型性”化为观众的认知的“普遍性”,这样的艺术就是成功的,为大众所了解、接受、信任的,这样才能传递,这也是文化终极的责任,文化就是人化,文化就是化人,我们怎样化人?就是要一个个形象、一个个作品、一个个感动去传递。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艺术、作品是无限的,如果我们的作品真正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性,就能延续生命的长度。每个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但是作品所延续的时长却能够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永恒。想必大家都知道一个叫“汪伦”的人吧,就是因为有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诗传,结果他活了1000多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KL2] 蚂蚁》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全球演出了将近1000场观众都很喜欢,老少皆宜,对于儿童是卡通、对于青年是时尚、对于老者是还童的谑曲。这样就体现出这部作品,寓崇高于平凡的美学价值,这是最美妙的,如果单靠我们去说教,表面地去做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实际上是不能很好地发挥艺术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要通过感性的、形象的事物去润物无声。艺术是我们人类感性的最高峰,哲学是理性的最高峰。《蚂蚁》也是能反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样也能反映重庆人的精神面貌。重庆人有一个特质,就是喜欢吃辣。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有时突然会冒出来“辣”这个字。因为重庆人喜欢吃火锅,于是“一锅煮沸两江,麻辣烫翻乾坤”。火锅是比较粗放的,十道菜、百道菜都是一个味,不像其他菜百菜有百味,但是粗放中,看出重庆人一种海纳百川、热情的性格。重庆人除了崇尚辣,还有一个特质:幽默、乐观。重庆的歇后语:茅斯里哒扑爬——糞涌(奋勇)前进。大家都对生活充满了阳光、热情,我觉得我们的祖先真是太了不起了。

黄容:二胡能否成为世界级乐器?

刘光宇:中国文化能否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我还是有所期待、雄心勃勃,但同时感觉压力重重,因为这并非简单地说说就能办到。法国能够成为文化之都,因为它诞生了“平等、自由、博爱”的浪漫主义理想。美国虽经济强,但并非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我们中国文化应该怎么去努力、提炼精髓,二胡艺术怎么才能成为各国都喜欢、向往的,在各国都能成为像小提琴、钢琴一样的派别?我觉得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遥远。

黄容:那二胡能否在戏剧中成为一个中心呢?

刘光宇:我在2001年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当时有专家说很好,但是特别艰巨,因为二胡不善叙事。我探索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在2010年首演的音乐剧《城市丛林》中实现了理想,让二胡成为了戏剧的主要角色,再也不是仅仅在乐池中当一个陪伴,而是成为台上第一主人公心灵的外化、情绪的表达、剧情的推动,有不少观众还感动流泪,这个也被文化部选派到深圳办的文博会去参加了演出。我觉得这还是不过瘾,因为这只有一件乐器实现了,能否让更多乐器也实现这个理想呢?我们能否将“吹、拉、弹、打”四类民族乐器整合起来、统筹起来成为一个戏剧呢?终于在2018年的《大禹治水》中,我实现了这个愿望:二胡扮演大禹、琵琶扮演水、竹笛和打击乐扮演山,四件乐器纠葛在一块。《大禹治水》首演以后,又在高校巡演,观众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由乐器来扮演角色的戏剧样式呢?形式的创新,这一点在这两个戏剧中都得到体现,古为今用,而且突破了传统舞台样式的边界。我一直认为,这两个戏,不管好不好,都是“第一个吃螃蟹”,是让这种乐器,在另外一个门类——戏剧中有突破的尝试,哪怕粉身碎骨我也觉得有价值,因为我为后来的人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世界民族音乐提供了一种可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他们能否根据自己民族的故事,用本民族的乐器来形成一个器乐的戏剧呢?完全可以!我时常想这是否能为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贡献一点滴呢?“回望巴山天上水,奔向大海添点滴”。不管观众、群众、专家怎么看,我做的努力都问心无愧。《大禹治水》得到了文化部的认可,一个是获得了文化部对民族音乐扶持的资助;另一个是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这是专家看到这样一种样式实验,是一种创新的契机。市委宣传部文化委对这两部戏剧都进行了投入,这是在上级部门、专家、观众的殷殷期待下,孵化出的戏剧作品。同时,衷心的感激这两部戏剧的参与者,包括主创和剧组同仁。我认定我的使命就是让二胡焕发出新光彩。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二胡与交响乐的融合。

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作品《对话》中,第一乐章是二胡与大提琴的对话,第二乐章是二胡与中提琴的对话,第三乐章是二胡与小提琴的对话。每个乐章的提琴都在更换,但是二胡一以贯之,这是我们的“王道”,就是一个“王”字:三个乐章是三横,二胡一以贯之是一竖。而且由管弦乐队,全面协奏,全面进行对话。在内容上,第一乐章是与古代对话,写的是古丝绸之路;第二乐章,写的是今天,一带一路,第三章写的是未来。在时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上,都讲的是中国中心、一带一路,为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来反映、来呼号。作品将近40分钟,这是时间最长的二胡协奏曲,这也是二胡首次跟众多乐器的重奏。

黄容:您认为艺术对于时代的责任是什么?

刘光宇:“笔墨当随时代”,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因为要讲故事,所以就有话剧;因为有生产劳动,就有舞蹈;因为欢乐,就有歌声。生活与艺术是鸡和蛋的关系,有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典型性化为社会的普遍性,那这个艺术作品就能够获得生命。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能否去揭示准确?能否去满足和引领?特别是引领,我就要说到歌剧了。在2011年以前,我一直在想那个时期我们的时代特征是什么?人和人的关系,即人本主义。我们的创作如何来反映这种特征?我想到了钓鱼城。钓鱼城开局是打,结局是和,“和”是否是人本主义?我提炼了几句话:“以人为本,以战成和,以和为天”,围绕着这个中心,我们去创作。之前关于钓鱼城的创作,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因为编导都是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56个民族的历史,有元史、清史,都是中国史,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生命的代谢,版图的缩放,朝代的更迭,都是中华民族的演进过程。《钓鱼城》编剧的一句话使我醍醐灌顶:“两边都是好人啊!”我觉得这话太准确了,“两边都是敌人、两边都是好人”。我们现在来看待过去的这一段历史就应站在一个公平的历史上,所以,我提出的那几句话,成为这个戏的主轴,而且从哲学上看,叫做“胜人则力,胜己则强”。所以这个戏,一经演出,32个大大小小的国家级奖全部拿完。我觉得这个戏,就对当时的时代特征,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把握和概括,借古喻今,这是比较成功的实践。我们排的另一个戏,叫《辛夷公主》,我在《辛夷公主》出品人的话中写到:辛夷是一种能治病救人的花,辛夷公主,为拯救苍生,献出了她的手和眼睛。而不可一世的害群之马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害人必定害己,奉献就能永生。用这个故事来讨论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实用主义”观念,引人深思,发人警醒。2018年年底首演的戏——《尘埃落定》,根据阿来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制度瓦解的外部与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是党对历史的推动,率领着藏族人民奔向社会主义,反应的是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性、合法性、必然性、持久性和人民性,因为这是人民的呼唤与支持。内部原因,写的是人性的解放。一部戏成功与否,都有主观和客观原因,这部戏为建国70周年献礼,为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献礼,为西藏解放70周年献礼,这是继《钓鱼城》后的新高峰。张继钢导演评价:“这是近年来的一部最好的舞台艺术剧”。国家大剧院的院长陈平说:“为重庆长脸了。”这部戏也是我们抓住了时代的特征、特性来创作。所以,用我们的剧目中的一个个人物,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为时代放歌,为时代立传,这是作为重庆市歌剧院的安身立命之柱。“深度反映人的精神生活。”就是要创作深刻的,具有引领性质的舞台艺术精品。演出有两种功能:满足和引领。就满足来说,一天学习工作很累了,我们看看喜剧,乐一乐,对人的精神放松也是有好处的,但这是低层次的。引领是关系到文化方向、文艺价值、政策方针,甚至国家安全。所以,引领的艺术作品,是我们歌剧院放在最前面,形成我们剧院表演风格首当其冲的考量。

黄容:您认为艺术对于人的责任是什么?

刘光宇:比如说传承,文化要传承,基因要传承,生命要传承。说到二胡的传承,比如,小孩学二胡,学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学的是一种规矩,比如说音准、节奏有规矩,噪音与乐音有规矩。规定的音高,如果差一个音分,人听着很难受,所以必须要非常严格,在音乐的规矩中去诠释音乐,在严苛的规矩中达到自由。我们先学的就是规矩,再去解释生活。我们练习的过程就是练心——恒心和苦心。什么是恒心?十年寒窗,小孩从五岁开始到十五岁才学习了半罐水,器乐的成长周期是非常缓慢的,培养的恒心就是毅力,就是做不愿意做的事。大家都想玩儿,成年人也不例外,但是国庆假期任务安排来了,27场音乐会,整个团队都去赴汤蹈火,这需要从小养成的规矩、心力、毅力,综合起来就是素质。人的素质。要像乔木一样直着往上走,不要像灌木一样,斜着走。但是我们人生在很多时候,都是蛇形前进,总是不能笔直上去。如果能够笔直上去,那我们接近理想的时间就要快些,后面人生的空间就要大些,最后成长的绿荫就要茂密一些,人生就要灿烂一些。而我们有些人,比如我们,在年轻、幼小的时候看不懂一些东西,就都是弯弯曲曲的走,甚至有些梦想还夭折了——很多雄心壮志没有办法实现。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养成对生活的观察力和抒发喜怒哀乐的习惯,就是一笔人生财富,我们不仅是学到一门艺术,而且也练就了恒心,毅力。这对于生活、事业,以及做人的规范建立都有好处。另外一方面,哪一部作品不是在讲真善美?所以不管是创作者、演出者、欣赏者都受到了真善美的熏陶,每个人身上都有虎性、猴性;有正确的,不正确的;积极的,消极的,都有两面。就看我们身上的真善美多,还是假丑恶多。如果假丑恶多,那么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所采取决断的方式,其行为多半就是假丑恶的。反之,则会挺身而出,张扬真善美。“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我非常感慨地看到上百万羚羊在非洲大陆上迁徙,跑在最前面和最后的是最不安全的,中间是最安全的。但不管一个种族也好,一个人群也好,总有精英,总有跑在前头的。可能跑在前面的是死,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动物世界都可以教化我们,影响我们,那么我们的作品,艺术、艺术家,我们完全可以在精神上面成为参天大树,当然,艺术家在物质上肯定比不上经济家,但在思想领域一定超越经济家。纵观历史,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传递者,是经济家多?还是思想家多?或者文艺家多?肯定是后者,所以我在活着的时候,在物质上没有经济家那么殷实,但是我们的影响力可能是无限的,生命的长度也许就是100年、200年、500年,因为我们留下了人的精神财富,所以我觉得艺术真正能对人起的作用:我们能够用艺术为人们心里柔软的一部分建立一块栖息地。我觉得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积极有意义的。在我们歌剧院艺术厅,有一个周周演的活动:坚持阵地演出400多场,剧场外车水马龙,剧场内充满了温度。这是举着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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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系列评论“重庆市歌剧院构筑历史与现实关照中的人类精神世界”之一 ​| 为行路人画像——刘光宇艺术访谈

2021-02-21 21:28:40 来源: 0 条评论

编者按:重庆市歌剧院以表达和创新地域音乐形式为重要呈现方式,交融“传统”与“现代”,并举“民族”与“世界”,将具有个性的音乐创意构建在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哲思之上。近年来,重庆市歌剧院佳作连连,在作品呈现、项目策划、人才培养等方面展示了出众的活力。这组文章分别从歌剧院的文化视野和项目策划、艺术形式及特色、人才培养等方面,系统梳理了重庆市歌剧院的历史传统、艺术特色和发展思路,以期促进经验沟通,促进重庆市专业文艺院团发展。

为行路人画像——刘光宇艺术访谈

文/黄 容

刘光宇,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文旅部优秀专家,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行政学院、俄罗斯沃罗涅日国立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现任重庆市歌剧院院长、重庆交响乐团团长。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奖、文化部“蒲公英”音乐创作金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二名、中国音协全国二胡新作评选第二名等。

我与刘光宇院长的初次认识源于2019年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专题研究之重庆市歌剧院相关文章的撰写。2020年,再次受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之邀,以“刘光宇艺术访谈”为主题的撰稿工作,让我又一次有机会领略二胡表演艺术家刘光宇的文化思想与艺术理念。

黄容:今年是您学习二胡的第四十年,您觉得二胡这门艺术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刘光宇:二胡的使命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中国文化和世界艺术,二胡只有汲取中国文化和世界艺术,才能获得发展机遇。汲取世界艺术方面,二胡要珍惜历史机遇,在国家的改革发展中乘势而上,用世界文化丰富自己,再次让自己的文明影响世界。世界多样性影响了创作思维,在题材、体裁、语言、技术等,在理论、创作、教育、传播、制作等全领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时代,尤其新时代与二胡崭新面貌,所抒发的东方情感和华夏故事,令世界从过往的猎奇转变为从内涵到外延的真正瞩目。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中国走进世界,世界走进中国。汲取中国文化得益于两条,一为,在刘天华把二胡艺术“科学化”、“专业化”后的一百年,二胡“符号”性特征更加显著。刘天华把二胡引向了一个殿堂级的规格,他一直立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对外开放”“兼收并蓄”“打通中西”的立场,在他的带领下,二胡文化得以壮大和升华。二为阿炳,以阿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戏曲的巨大给养是二胡不竭的源泉。因此,二胡从业者认为,二胡今天的格局是因为刘天华和阿炳的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由于无数演奏家的贡献,让二胡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越来越多二胡演奏家的涌现;第二,二胡新创作作品在题材上全领域覆盖;第三,二胡技术的高度发展;第四,二胡乐器的改良;第五,二胡审美风格的形成;第六,二胡全面走向世界。根据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器乐赛事统计的数据,可看出21世纪二胡类比赛是最多的。二胡的鼓面由蛇皮制作而成,蛇是中国的小龙,也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图腾信仰,我们可以把她看做中华民族的集结号。文化的软实力就是对外吸引、对内凝聚。二胡已经登堂入室,改天换地,可以成为温暖每个中国人内心的乐器。我们要感谢刘天华、阿炳、刘文金、闵惠芬等一批致力于二胡音乐文化的弘扬者,使得二胡具有了这样一种历史地位。

黄容:您是一位音乐表演艺术家,而您认为自己的工作确切是什么?

刘光宇:我一直在想,我的母语是什么?我生在长在重庆这一方土地上,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我自己是在石桥铺长大的。重庆的大山大水,哺育了我们的文化,有3000多万人在传承巴渝文化。重庆的地理环境独特,地势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丘陵、高山、大江大河结合在一块,两条大江环绕,400多条支流。重庆的文化叫渔猎文化,渔猎就意味着牺牲、艰苦奋斗。重庆人向来都是爬坡上坎,这种吃苦耐劳的劲真的很伟大、很了不起。我坐飞机,要在重庆降落时,看到就想到两江环绕一座山,两江就是我的两根弦,一座山就是我的一张弓。山有人的刚性、水有人的柔性,有刚有柔,刚柔相济,这种地缘特色就很好地诠释了重庆人的性格,从而归纳出重庆文化的特点。因此,我就开始寻找我能用什么语言为重庆代言,寻找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作品。比如:《流》,《流》是用一种现代性的语言来写作的,“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写的是水,喻的是人[KL1] ,也是讲人的精神。我在北京开独奏音乐会的时候,也写了一首诗:“崎岖流泉自作溪,汇入瞿塘声浪急,回望巴山天上水,奔向大海添点滴。”“点滴”就是要把重庆人的精神面貌解释好、表达好,表达准确。20年前,我选择了题材《黄丝蚂蚂》,创作了《蚂蚁》。我们人类看蚂蚁,应当发现它身上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当人类面临沉重、复杂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乐观、团结、锲而不舍的精神来破解。如新冠病毒爆发之初,当人们对它一无所知的时候,是恐慌的。而当我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万难,几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逆行,这就能够拯救武汉、拯救中国。在2020年国庆期间,我们的每一场演出,我都迫不及待要向观众交代我的这种感受——中国太伟大了!中国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我一直说,我们上半年流泪,下半年流汗。哪怕是灭顶之灾,但只要众志成城,就能克服,这就是“蚂蚁”的现实意义。一部好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能揭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果能在经历时空的考验后还能概括不同时期的走向,这才是跨时代的作品。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将自己的艺术的“典型性”化为观众的认知的“普遍性”,这样的艺术就是成功的,为大众所了解、接受、信任的,这样才能传递,这也是文化终极的责任,文化就是人化,文化就是化人,我们怎样化人?就是要一个个形象、一个个作品、一个个感动去传递。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艺术、作品是无限的,如果我们的作品真正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性,就能延续生命的长度。每个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但是作品所延续的时长却能够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永恒。想必大家都知道一个叫“汪伦”的人吧,就是因为有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诗传,结果他活了1000多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KL2] 蚂蚁》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全球演出了将近1000场观众都很喜欢,老少皆宜,对于儿童是卡通、对于青年是时尚、对于老者是还童的谑曲。这样就体现出这部作品,寓崇高于平凡的美学价值,这是最美妙的,如果单靠我们去说教,表面地去做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实际上是不能很好地发挥艺术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要通过感性的、形象的事物去润物无声。艺术是我们人类感性的最高峰,哲学是理性的最高峰。《蚂蚁》也是能反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样也能反映重庆人的精神面貌。重庆人有一个特质,就是喜欢吃辣。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有时突然会冒出来“辣”这个字。因为重庆人喜欢吃火锅,于是“一锅煮沸两江,麻辣烫翻乾坤”。火锅是比较粗放的,十道菜、百道菜都是一个味,不像其他菜百菜有百味,但是粗放中,看出重庆人一种海纳百川、热情的性格。重庆人除了崇尚辣,还有一个特质:幽默、乐观。重庆的歇后语:茅斯里哒扑爬——糞涌(奋勇)前进。大家都对生活充满了阳光、热情,我觉得我们的祖先真是太了不起了。

黄容:二胡能否成为世界级乐器?

刘光宇:中国文化能否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我还是有所期待、雄心勃勃,但同时感觉压力重重,因为这并非简单地说说就能办到。法国能够成为文化之都,因为它诞生了“平等、自由、博爱”的浪漫主义理想。美国虽经济强,但并非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我们中国文化应该怎么去努力、提炼精髓,二胡艺术怎么才能成为各国都喜欢、向往的,在各国都能成为像小提琴、钢琴一样的派别?我觉得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遥远。

黄容:那二胡能否在戏剧中成为一个中心呢?

刘光宇:我在2001年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当时有专家说很好,但是特别艰巨,因为二胡不善叙事。我探索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在2010年首演的音乐剧《城市丛林》中实现了理想,让二胡成为了戏剧的主要角色,再也不是仅仅在乐池中当一个陪伴,而是成为台上第一主人公心灵的外化、情绪的表达、剧情的推动,有不少观众还感动流泪,这个也被文化部选派到深圳办的文博会去参加了演出。我觉得这还是不过瘾,因为这只有一件乐器实现了,能否让更多乐器也实现这个理想呢?我们能否将“吹、拉、弹、打”四类民族乐器整合起来、统筹起来成为一个戏剧呢?终于在2018年的《大禹治水》中,我实现了这个愿望:二胡扮演大禹、琵琶扮演水、竹笛和打击乐扮演山,四件乐器纠葛在一块。《大禹治水》首演以后,又在高校巡演,观众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由乐器来扮演角色的戏剧样式呢?形式的创新,这一点在这两个戏剧中都得到体现,古为今用,而且突破了传统舞台样式的边界。我一直认为,这两个戏,不管好不好,都是“第一个吃螃蟹”,是让这种乐器,在另外一个门类——戏剧中有突破的尝试,哪怕粉身碎骨我也觉得有价值,因为我为后来的人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世界民族音乐提供了一种可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他们能否根据自己民族的故事,用本民族的乐器来形成一个器乐的戏剧呢?完全可以!我时常想这是否能为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贡献一点滴呢?“回望巴山天上水,奔向大海添点滴”。不管观众、群众、专家怎么看,我做的努力都问心无愧。《大禹治水》得到了文化部的认可,一个是获得了文化部对民族音乐扶持的资助;另一个是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这是专家看到这样一种样式实验,是一种创新的契机。市委宣传部文化委对这两部戏剧都进行了投入,这是在上级部门、专家、观众的殷殷期待下,孵化出的戏剧作品。同时,衷心的感激这两部戏剧的参与者,包括主创和剧组同仁。我认定我的使命就是让二胡焕发出新光彩。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二胡与交响乐的融合。

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作品《对话》中,第一乐章是二胡与大提琴的对话,第二乐章是二胡与中提琴的对话,第三乐章是二胡与小提琴的对话。每个乐章的提琴都在更换,但是二胡一以贯之,这是我们的“王道”,就是一个“王”字:三个乐章是三横,二胡一以贯之是一竖。而且由管弦乐队,全面协奏,全面进行对话。在内容上,第一乐章是与古代对话,写的是古丝绸之路;第二乐章,写的是今天,一带一路,第三章写的是未来。在时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上,都讲的是中国中心、一带一路,为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来反映、来呼号。作品将近40分钟,这是时间最长的二胡协奏曲,这也是二胡首次跟众多乐器的重奏。

黄容:您认为艺术对于时代的责任是什么?

刘光宇:“笔墨当随时代”,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因为要讲故事,所以就有话剧;因为有生产劳动,就有舞蹈;因为欢乐,就有歌声。生活与艺术是鸡和蛋的关系,有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典型性化为社会的普遍性,那这个艺术作品就能够获得生命。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能否去揭示准确?能否去满足和引领?特别是引领,我就要说到歌剧了。在2011年以前,我一直在想那个时期我们的时代特征是什么?人和人的关系,即人本主义。我们的创作如何来反映这种特征?我想到了钓鱼城。钓鱼城开局是打,结局是和,“和”是否是人本主义?我提炼了几句话:“以人为本,以战成和,以和为天”,围绕着这个中心,我们去创作。之前关于钓鱼城的创作,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因为编导都是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56个民族的历史,有元史、清史,都是中国史,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生命的代谢,版图的缩放,朝代的更迭,都是中华民族的演进过程。《钓鱼城》编剧的一句话使我醍醐灌顶:“两边都是好人啊!”我觉得这话太准确了,“两边都是敌人、两边都是好人”。我们现在来看待过去的这一段历史就应站在一个公平的历史上,所以,我提出的那几句话,成为这个戏的主轴,而且从哲学上看,叫做“胜人则力,胜己则强”。所以这个戏,一经演出,32个大大小小的国家级奖全部拿完。我觉得这个戏,就对当时的时代特征,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把握和概括,借古喻今,这是比较成功的实践。我们排的另一个戏,叫《辛夷公主》,我在《辛夷公主》出品人的话中写到:辛夷是一种能治病救人的花,辛夷公主,为拯救苍生,献出了她的手和眼睛。而不可一世的害群之马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害人必定害己,奉献就能永生。用这个故事来讨论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实用主义”观念,引人深思,发人警醒。2018年年底首演的戏——《尘埃落定》,根据阿来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制度瓦解的外部与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是党对历史的推动,率领着藏族人民奔向社会主义,反应的是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性、合法性、必然性、持久性和人民性,因为这是人民的呼唤与支持。内部原因,写的是人性的解放。一部戏成功与否,都有主观和客观原因,这部戏为建国70周年献礼,为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献礼,为西藏解放70周年献礼,这是继《钓鱼城》后的新高峰。张继钢导演评价:“这是近年来的一部最好的舞台艺术剧”。国家大剧院的院长陈平说:“为重庆长脸了。”这部戏也是我们抓住了时代的特征、特性来创作。所以,用我们的剧目中的一个个人物,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为时代放歌,为时代立传,这是作为重庆市歌剧院的安身立命之柱。“深度反映人的精神生活。”就是要创作深刻的,具有引领性质的舞台艺术精品。演出有两种功能:满足和引领。就满足来说,一天学习工作很累了,我们看看喜剧,乐一乐,对人的精神放松也是有好处的,但这是低层次的。引领是关系到文化方向、文艺价值、政策方针,甚至国家安全。所以,引领的艺术作品,是我们歌剧院放在最前面,形成我们剧院表演风格首当其冲的考量。

黄容:您认为艺术对于人的责任是什么?

刘光宇:比如说传承,文化要传承,基因要传承,生命要传承。说到二胡的传承,比如,小孩学二胡,学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学的是一种规矩,比如说音准、节奏有规矩,噪音与乐音有规矩。规定的音高,如果差一个音分,人听着很难受,所以必须要非常严格,在音乐的规矩中去诠释音乐,在严苛的规矩中达到自由。我们先学的就是规矩,再去解释生活。我们练习的过程就是练心——恒心和苦心。什么是恒心?十年寒窗,小孩从五岁开始到十五岁才学习了半罐水,器乐的成长周期是非常缓慢的,培养的恒心就是毅力,就是做不愿意做的事。大家都想玩儿,成年人也不例外,但是国庆假期任务安排来了,27场音乐会,整个团队都去赴汤蹈火,这需要从小养成的规矩、心力、毅力,综合起来就是素质。人的素质。要像乔木一样直着往上走,不要像灌木一样,斜着走。但是我们人生在很多时候,都是蛇形前进,总是不能笔直上去。如果能够笔直上去,那我们接近理想的时间就要快些,后面人生的空间就要大些,最后成长的绿荫就要茂密一些,人生就要灿烂一些。而我们有些人,比如我们,在年轻、幼小的时候看不懂一些东西,就都是弯弯曲曲的走,甚至有些梦想还夭折了——很多雄心壮志没有办法实现。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养成对生活的观察力和抒发喜怒哀乐的习惯,就是一笔人生财富,我们不仅是学到一门艺术,而且也练就了恒心,毅力。这对于生活、事业,以及做人的规范建立都有好处。另外一方面,哪一部作品不是在讲真善美?所以不管是创作者、演出者、欣赏者都受到了真善美的熏陶,每个人身上都有虎性、猴性;有正确的,不正确的;积极的,消极的,都有两面。就看我们身上的真善美多,还是假丑恶多。如果假丑恶多,那么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所采取决断的方式,其行为多半就是假丑恶的。反之,则会挺身而出,张扬真善美。“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我非常感慨地看到上百万羚羊在非洲大陆上迁徙,跑在最前面和最后的是最不安全的,中间是最安全的。但不管一个种族也好,一个人群也好,总有精英,总有跑在前头的。可能跑在前面的是死,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动物世界都可以教化我们,影响我们,那么我们的作品,艺术、艺术家,我们完全可以在精神上面成为参天大树,当然,艺术家在物质上肯定比不上经济家,但在思想领域一定超越经济家。纵观历史,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传递者,是经济家多?还是思想家多?或者文艺家多?肯定是后者,所以我在活着的时候,在物质上没有经济家那么殷实,但是我们的影响力可能是无限的,生命的长度也许就是100年、200年、500年,因为我们留下了人的精神财富,所以我觉得艺术真正能对人起的作用:我们能够用艺术为人们心里柔软的一部分建立一块栖息地。我觉得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积极有意义的。在我们歌剧院艺术厅,有一个周周演的活动:坚持阵地演出400多场,剧场外车水马龙,剧场内充满了温度。这是举着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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