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是抗日战争史、中国新闻史、抗战大后方区域史的重要组成。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学界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瞩目不足。经过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仔细研究，文章认为抗战大后方的新闻史研究从历史、时代、学理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的学理价值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发生，应追溯到国难日益深重情境下新闻学人的行动中——一方面纷纷融入到新闻救国的实践中，另一方面以特有的专业知识继续新闻学研究，特别是将新闻学的理论和新闻问题同拯救国家危难相互结合起来，即战时新闻学的兴起。

战时新闻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批以战时新闻事业发展为核心的新闻学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包括梁士纯的《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1936年）、赵占元的《国防新闻事业之统制》（1937年）、王新常的《抗战与新闻事业》（1937年）、任白涛的《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1938年）、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1938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9年）、杜绍文的《战时报学讲话》（1941年）、张友鸾的《到敌人后方去办报》（1939年）、刘光炎的《战时新闻记者的基本训练》（1910年）、孙义慈的《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1941年）、吴好修的《战时国际新闻读法》（1941年）、程其恒的《战时中国报业》（1944年）、田玉振的《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1944年）等。

在战争过程中以及结束之后，为了及时总结战时新闻事业经验，检讨战时新闻政策得失，以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最早讨论“新闻事业与国难”的燕京大学产生了一批有关抗战新闻事业的毕业论文，包括刘益玺的《中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研究》、丁龙宝的《战时报纸副刊研究》、李忠漪的《战前与战时报纸广告比较》、陈琼惠的《中国战时宣传》、余梦燕的《重庆报纸新闻版之分析》、余理明的《中国战时报业之特色》、张学孔的《战时中国新闻政策》、吴亦兰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纸》、梅世德的《中国战时后方报业》、曹增祥的《中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论》等。

这些研究，因为产生于抗战期间或抗战结束不久，研究者还处于战争语境之中，所关注的“问题”来自现实需求，所研究的“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提出的“策略”富有实用价值。换言之，“战时新闻学研究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战时新闻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可以说是‘为抗战而学术’”【8】。这些著作，为研究战时新闻学理论，特别是战时新闻传播功能、战时宣传动员模式、战时新闻工具理性、战时新闻统制与自由、战时媒体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等理论规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中国军事新闻学和战时新闻理论研究有着不可多得的学理价值。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清楚看到不同党派和背景的新闻工作者立足后方，共赴国难，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在新闻战线上做出的卓越贡献。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发掘新闻事业的历史旧貌，还原当年新闻人的艰苦努力，不仅是对先烈的缅怀，还是对今人的勉励，更是对未来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期待。

参考文献：

[8]庄延江.“战时新闻学”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