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文苑 | 郭沫若的创作思想：人民性

文/刘德奉

近来，读《郭沫若全集》和相关研究他的文章，很是受感动，便有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冲动。再加上老一些的同志已经开始淡忘郭沫若先生了，并且还有些许微词。年轻的同志对于郭沫若先生不甚了解，有的说根本上就没有看过郭沫若先生的书。于此下去，一位“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渐渐会淡出我们的视野。长此下去，会不会淡出历史，什么时候，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又如伟大的诗人杜甫，再被历史捞回来？岂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更何况，郭沫若的作品，郭沫若的功绩，郭沫若的创作思想，并没有过时，在当下仍然有学习、传播、弘扬的价值。今从其创作思想的角度谈些感想，与大家一起共同缅怀这位老先生，共同学习郭沫若的战斗精神，并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创作思想，服务于当下的文学艺术创作，是为此文的旨向。

一

郭沫若创作思想的核心：人民性。这是他自己在《历史人物·序》中所说的：“我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接着又补充道：“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我阅读郭沫若的文章，前前后后也有近四十年时间，真正领会和感悟到他“人民本位”这一创作思想，还是前几日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这一观点突然让我脑门洞开，郭沫若著作的精髓不就是这四个字吗？

是的，郭沫若所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研究、考古研究，都具有“人民本位”思想，都是从人民本位出发。但是，从大众认识角度、更高境界层面出发，我把这“人民本位”思想转化为“人民性”。这人民性中又包含着革命性、爱国主义。这后两者是其人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在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创作思想。他所有的作品，是在这一创作思想引领下产生的重要成果。

本文所讨论的“人民性”重点是从他的文学创作角度展开的。其实，他在1928－1937年，被蒋介石通缉逃亡日本十年期间，所做的古代社会研究，甚至包括甲骨文、金文研究，都是对祖国热念的重要表现，同样具有人民性的特征。哪怕是一些故纸堆里的老东西，在郭沫若的笔下，在他的文字里面，都赋予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意。

郭沫若创作思想的人民性，是体现在了他的骨子里的。他有很多关于创作思想认识的文章和观点，以及一切创作的实践，都没有偏离“人民性”这一方向。

他的最早的具有人民性思想的创作观点，应该是他1920年2月23日发表在《学灯》上的《生命底文学》，这也是他对人民性的最早的认识。他说：“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文学具有反映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载体自然是人，是人民。在其《生活的艺术化》中也说到：“要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就是说要把艺术的精神来做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要养成一个美的灵魂。”这也就是说，要用艺术的作品来滋养广大人民群众，来提升人民的精神修为。这是他1923年的观点。到了1926年，他的《文艺家的觉悟》，则人民性的思想便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了，整个文章都是在强调文艺的服务要为着人民，为着无产阶级。他说：“我素来就是站在民众方面说话的人，不过我从前的思想不大鲜明，现在更鲜明了些。从前的思想不大统一，现在的更统一了些罢了。”他继续说，并且响亮地呼叫着：“我在这儿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一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的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括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过去了。”这文中的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并且在他的文中提到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亦可见郭沫若的“人民性”是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子的。在1941年的一篇名为《今天的创作道路》中，郭沫若的“人民性”便十分成熟了，甚至已经成为了他创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念了。他这个时候，不仅以“人民性”为指引，所创作的作品很丰富，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他在文章中还强调：“无论任何艺术，没有不是为人生的，问题只是在所为的人生是极大多数人，还是极少数人；更进是为极短暂的目前，极为长久的永远。”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为人民的艺术，才是永久的艺术，才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文艺与民主》这篇文章更具有“人民性”的深度了。人民性是民主的表现形态之一，他在文中说：“文艺从他的本质上来说，它便是反个人主义的东西。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因而任何个人活动也都不能缺乏对象而存在。如是专为个人享受，根本便不会有文艺的要求产生了。”他还说：“任何文艺作品，凡是与下层生活脱离的，便都是歪辟的东西。文艺作品的价值和它与人民生活的距离成反比。距离愈大，价值愈低。距离愈小，价值愈大。”同时，还说：“文艺本身便是民主精神的表现，没有民主精神便不会有真正的文艺。”在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郭沫若把“人民性”作为一种创作思想，并用极高的声音向全社会传递。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这一思想仍然坚持着。他1950年发表在《文艺报》上致《吴韵风同志》信中，专门讨论旧诗词写作时说：“写作新诗歌始终是今天的主要道路。诗歌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新的民族形式。”

郭沫若创作思想的人民性，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上，他还总结和提出了实现这一创作思想的路径。《“民族形式”商兑》一文是郭沫若系统探讨民族文艺形式的源流、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的一篇文章。当谈到中国新文艺状况时，他是不满意的，要求：“作家要投入大众当中，亲历大众生活，学习大众的语言，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特别是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向人民大众学习》的文章。阐述了我们为什么要向人民大众学习，如何向人民大众学习，坚决反对一些浮在空中楼阁，甚至不向人民大众学习的现象。文章不长，内容却很深度，对存在问题批评也十分尖锐，对于创作实践人民性的思想是有导向作用的。他不仅对社会创作的普遍性有这样要求，在《向青年作家致辞》一文中，专门针对青年创作者也提出：“到农村、工厂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深入生活，才能够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鼓励生产，促进国家的建设。”同时还强调：“先做好劳动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做好劳动人民的先生，做劳动人民的灵魂工程师。”其实，这才是深入人民大众的思想根基，没有这样的基本态度，便没有深入人民大众的基本动力，即使你身入了，心也不会入，或者是被动的、肤浅的、甚至排斥的。这样的带有思想障碍的深入，不仅没有积极意义，有可能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写出一些消极的、偏激的、病态的东西来。这样的深入是没有必要的，其创作的作品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郭沫若是这一思想的指导者，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他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自传性的《学生时代》《水平线下》《革命春秋》《洪波曲》，在反映个人人生经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动荡，国家战乱，民众反抗，民族抗争的生动场景。正如他在《少年时代·序》中所言：“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睁开眼睛为比自己年轻的人们领路。”朋友，请你读读郭沫若这些自传吧，他为曾经的人领过路，也会为我们今天的人，甚至明天的人领路的。

二

“革命性”是郭沫若“人民性”的核心思想，他有一系列专门文章和深刻的思想观点，并且还在着力于建设“革命文学”系统的理论。无论怎样，郭沫若在他所处的革命时代，在文学上，在“革命文学”的引导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23年，他就发表《艺术家与革命家》的专文，文章虽然不长，却透彻地阐述了艺术家与革命家的关系，他说艺术家和革命家共同促进社会的革命：“我在此还要大胆说一句：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三年后，即1926年，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中又谈到了“革命文学”的思想，并且说：“先把民众的痛苦叫喊了出来，先把革命的必要叫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前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文艺家或者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他在这里深刻地道出了革命文学的根和源，并赋予其文艺家以革命者的使命。就在上文发表了一个月后，郭沫若又发表了《革命与文学》一文，深入的探讨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革命文学的重要性，当前革命文学应当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了。其中就说到：“文学和革命根本上不能两立。”“文学是革命的前驱”。“革命时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团体感情，由这种感情表现而为文学，来源不穷，表现的方法万殊，所以一个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了。”并且强调：“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家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家书写出来。要这样才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学。”文章的最后还号召：“青年！青年！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是这样，处的时代是这样，你们不为文学家则已，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抓着。”“我希望你们成为革命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时代昭告着我们，努力吧，向前猛进！”朋友，你读到我这些简短的摘要，你的心情怎样呢？反正我书写这些句子时，已经是亢奋不已，笔不落纸，行不加点了。如果你是读了原文，如果你处于那个需要你付出的革命时代，我一定相信，你会拿起笔，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文学家，成为一个用文学吹响冲锋号角的勇敢战士。

郭沫若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也是坚定的实践者。我们阅读郭沫若的作品，字里行间都充满着革命的朝气，战斗不屈的品格，和必胜的信心。我们读他的诗《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战声集》等，哪一篇不让你心血激荡?哪一篇不激发你冲锋战斗？读读这些高亢激昂的诗吧：“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光点燃吧！”（《女神》序诗）“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我如电气一样的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噬我的心肝/我便是我的呀/我的我要爆了”（《女神》天狗）。这种对时代压抑的抗争，可见革命前夜之时代景象。这样有革命号召精神的诗，在郭沫若所处的时代，有着重要的革命文学的引领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平时代里，读起这些诗来，你不也会亢奋地走上工作岗位，亡命的为之奉献吗？我认为，这也是文学名著永远具有其文学价值之所在呀！我们读郭沫若的历史剧，剧中也有许多让人亢奋的句子，激励着人们去反抗、去战斗、去为革命而牺牲。如《屈原》剧中的“屈原：在这战乱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紧要。”“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屈原：光明啊，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首，我要向你稽首，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三

爱国主义是革命的前提，也是人民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没有爱国何要革命？在阶级矛盾十分对立的社会环境，没有革命精神，又何谈人民性思想？所以，郭沫若认为，他的革命也好，人民性也好，其根本是因为他爱国。是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作为一个文人，北伐时期参加革命，随军队一同上前线，直接参加作战。我们读其《北伐途次》，会为此深深感动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从日本回到中国，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我在四年前买过一套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其中中国卷的散文集中，就读到他的一篇文章，题为《由日本回来了》，为了抗日与妻儿不辞而别，半夜里看了看熟睡的妻儿便轻轻的遛出家门，躲过日本重重监视，艰难地回到中国。这种精神在古代的传说中大有文献，然在当代的郭沫若身上表现了出来，不可谓不让人敬佩啊！朋友，如果这事落到你我身上，会这样抉择吗？这篇文章收到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的第13卷。当我再次读到这篇文章时，又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了。还有两篇长文，也最能体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即《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以后》作为一个文人，有这种勇气直接地揭露蒋介石破坏革命的罪行，要知道在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已经是军队的总司令，实际上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者，郭沫若作为一介书生，直笔檄文，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他，真是胆大到极点，勇敢到粗鲁。他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愿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哪怕他后来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并逃亡日本十年，但也没有为此后悔过。

那么，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学，来自哪里？他在《答青年问》中说：“我始终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五四以前，看不起文学，后来认识到文学对革命还是能起鼓舞推动作用的，就想通过文学使中国起变化，想用诗歌唤醒睡狮。所以，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把力量全放在文学上。”是的，他在大学时期，哪怕停学，也要回到上海搞文学，创造社的“创造”杂志就是在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办起来的。他在同一文中继续说，他“是在日本受气回来的，脑子里总是想着：‘中国怎样才能强盛起来？对外国帝国主义很仇恨’”。回来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同时，这也说明，在国家危难时期，有志青年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郭沫若是其中的一个，并且用行动和文学作品表达了出来，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影响了更多的人。

四

“一个伟大的诗人或一首伟大的诗，无宁是抒写时代的大感情。诗人要活在时代里面，把时代的痛苦、欢乐、希望，动荡……要能够最深最广的体现于一身，那你所写出来的诗也就是铸造时代的伟大的史诗了。”这是郭沫若1944年在《诗歌的创作》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这一观点既是他一贯的主张，也是他的创作指引；既是他年轻时的文学追求，也是他五十多岁后的经验总结。他有这样的思想，更有这样的行动，在他的所有的文学作品、历史研究中，都充分体现出来了。他的自传虽然不成体系，不单是为描述个人生活而自传，不单是为美化自己而放弃真实。从他的自传中看到了当时整个的时代：动荡、战乱、腐败、民族危亡、民众苦难……这是郭沫若的创作使命，也是他的创作动力，他要把这一切都书写出来，传达出去，激励人们奋起抗争。

他的历史剧，不是历史的重复，不是史实的再现，而是借古激今。1990年代中期，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我骑着自行车在一位卖旧书的朋友家中，买到了一些并不完整的《沫若文集》，计有5本，其中就有完整的历史剧，回到家里连夜阅读，一周便读完了所有剧本和附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记其给我的感觉：这些史剧激起我去战斗，为救亡而牺牲。这是郭沫若作品的时代价值，也是他史剧的伟大之所在。现在虽然没有战争了，虽然处在和平时期，虽然过上了幸福小康的日子，读着这些史剧，仍有现实价值：不忘安危，努力奋斗，只有国强，才能自由。

在《诗歌创作》的文章中，郭沫若说：“你的人格伟大，你的思想深刻，你确能代表时代，代表人民，以人民大众的心为心，够得上做人民大众的喉舌，那你便一定能够产生得出铸造时代的诗。”这是对诗人的要求，也是对一个文艺家的要求。确也如此：没有伟大的人格，没有伟大的思想，何以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整天都在卿卿我我，整天都在围着小利益打转转，整天都在享乐之中，这样的作家肯定写不出亢奋的作品、引领时代的作品、流传千古的作品的。郭沫若的作品，能够产生时代影响，成为时代号角，这与他的人格伟大，思想伟大是分不开的。当然，要具有伟大的人格，伟大的思想，不是凭空可来，不是唱唱高调就能企及的。而是要融入时代的洪流，深入时代的底层，浪及时代的峰尖，勇敢的战斗，不畏自己的牺牲。郭沫若就是这样的勇士，就是这样的典范。同时，还要有理论的引领，学习先进的思想，吸收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郭沫若革命思想的理论武器。他自己就说过，他是受过十月革命影响的人。这十月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列宁主义的成果。郭沫若还翻译过日本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何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在《答青年问》中说：“翻译这书对我当时的思想是有帮助的，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后来，在中共的领导下，郭沫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开展历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成为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

在郭沫若的创作使命中，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创造”。创造贯穿他的一生，创造成为他所有作品的新张力。创造也是他成为伟大文学家、史学家、剧作家的活水源头。他的诗具有强烈的创造性，从不拘泥于某种形式，无论是他的现代诗，还是他的旧体诗，都是如此。他的《凤凰涅槃》既是诗，又是诗剧；既有情节之感，又无人物形象之传统；既有诗的语言，又有号召式的呼叫。他的诗虽然受过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影响，但他更多的是直抒胸臆，有多丰富的激情就赋予多么激昂的文字，豪放也好，冲淡也好，都是内心的冲动。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有一则故事，可以典型的说明这个问题。文中说：“《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倒在路上睡着，想急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这在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发狂，然在当时，却委实感受着迫切。在那样的状态中受着诗的推荡、鼓舞，终于见到了她的完成。便连忙跑回寓所写在纸上，自己就觉得好像真是新生了的一样。”我相信写诗的人确会有这样的感觉，甚至仍然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所呈现出来的诗作，却是打破一切固有的形式，却没有被诗法的框框所套住，长则长，短则短，文雅则文雅，温婉则温婉，怒号则怒号，甚至到了爆炸的程度。尤其是在那革命的年代，在那民族和国家需要救亡的年代，这诗就是唤醒的炸雷，这诗就是冲锋的号角。他的历史剧也是这样。他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历史·史剧·现实）这是多么有创造性的创作思想！这是多么有哲理的创作思维！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郭沫若的所有史剧确是这样创作的。特别是《屈原》的人物安排，更有一定的创造性。郭沫若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说：“我不想否认，这里面有不少的想象成分的。例如最忠于他而且爱他的女弟子婵娟，最后救他出走的，那位自愿做他的‘仆夫’的卫士，都是我所虚构的人物。”连人物都可以虚构，这在史剧中可能是唯少有的吧。而且他这种创作的目的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同前）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剧本的发表和演出，从进步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而从反动方面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弹压。”（同前）在郭沫若看来，一切的历史剧都是为着当下的时代服务的，没有历史剧的时代性，便没有艺术的价值存在。

五

如果说“人民性”“革命性”，爱国主义是郭沫若的创作思想、创作信念、创作指引。如果说郭沫若伟大的作品在于他伟大的人格，崇高的境界。那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则是他创作伟大作品的有力武器，是他制造那个时代所需要文字惊雷的重要工具。早在1926年他就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文艺家的觉悟》）同时还说：“现实主义与现实生活不是同义语，文艺是离不开想象和夸张的，主要是在现实主义的立场。”（《诗作谈》）其着力点就是要“诗人和时代合拍，与大众同流。”（同前）关于浪漫主义郭沫若谈得不多，他只是说：“就是想象力发挥得大。”（《说〈蔡文姬〉的创作》）他的诗作、史剧体现得十分充分。但是，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则谈了不少思想，对其相关关系、历史源流、当下的任务，都有涉及。《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中谈得最为充分：“现实主义的作品表现了真实，但艺术的真实比现实的真实性还要大，比现实的真实更为真实。要经过作者的剪裁、分析、综合、调配，依据发展规律，制造出真正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并不是有一个现实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在那里，由你去把他描述出来。”“诗人的任务不在于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于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提出了作家如何认识现实主义，如何把握现实主义，如何表现现实主义等问题。他还说：“现实主义包含有浪漫主义精神，但反过来，积极的浪漫主义包含有现实主义的本质。”在这里又谈到了他们的关系问题。并且作出结论说：“所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我看是亘古以来就有的。”随后还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上升到革命层面，谈到了革命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及其结合的问题。他说：“在今天说来，‘革命的’是指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他还补充道：“关键问题是，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都必须是革命的。”郭沫若也曾经说过，革命是永恒的事情，是人类永远的使命。只要社会存在，社会只要进步，革命便永远是推动力。他还列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主席的诗词是这个方法的高度应用，也可以说是这个方法的自然流露。”主席指的是毛泽东。

郭沫若的诗歌最具有浪漫性的色彩，特别的夸张，着意的虚构，有形的炫焕，给予诗作无限的张力，传递给读者无限的激情。在那个精神压抑的时代，在那个需要寻求爆发力的时代，在那个需要唤起勇敢的斗士出来战斗的时代，郭沫若的诗发挥了充分的作用。特别是他的《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

郭沫若的自传和随笔散文，更具有现实主义特点，既是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真实的历史再现，更是高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我们今天的人读起他的《学生时代》《革命春秋》《洪波曲》等，仍然为那个时代的抗争精神所感动，仍然会珍惜今天和平发展环境的来之不易，仍然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郭沫若的历史剧，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并且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他曾经说过：“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的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他还说：“有些以为写历史题材便是逃避现实，这是一种浅薄的庸俗的现实主义观。”（《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事实也是这样，郭沫若所有的史剧作品都具有时代意义，都直指当前问题，启发和引领着当下人民的思想和情感。甚至他还为曹操的历史贡献翻案，为武则天的人民性正名。

六

关于郭沫若创作思想的人民性，值得研究的还有他的选材。从创作角度讲，他的作品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自传；从研究角度讲，有历史研究、有考古研究，但是无论从创作角度讲，还是从研究角度讲，郭沫若所有的创作作品和研究成果都充满着人民性。那么为什么这些作品和成果有如此高度的人民性特征呢？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他的选材。选材成了他体现人民性的首要之前提，也是他人民性创作思想驱动下的选材思维。

选材对于一个作家、研究者非常重要，不同的选材有不同的结果。从大的角度讲，以人民性为创作中心的指向，所选的题材自然充分体现着人民性。相反，以非人民性为指导思想的选材，肯定无法服务于人民性的创作。郭沫若的选材标准就是：“人民本位”。而且是他唯一的标准。

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小说、散文、自传等。这些作品的产生，是郭沫若直接融入于时代，直接融入于现实，直接融入于工人、农民、军队的结果。并且从革命的角度，爱国的角度选取的题材，自然充分体现着人民的性质，自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不用多言的，也不需要例举的。读了他的这些作品，自然会受到情绪的热烈向上的激荡。

郭沫若的历史剧，需要引用一些资料，以便充分证明他的人民性。“我写《虎符》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事件之后，那时候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很露骨地表现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为。我不否认，我写那个剧本是有些暗射的用意。因为当时的现实魏安釐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是多少有点相似。”（《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从郭沫若的自我解读就可以看出，他选材创作《虎符》的目的和意义。随后在此文中还说：“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的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亦可见其选材之后悲剧手法的着意性。在选材创作《孔雀胆》的用力上，也加强了人物段功的塑造。他在《孔雀胆·后记》中说：“加强段功表示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在第一幕里面插入了战败明二的原因，是由于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而明二之失败也是由于失掉了民心的那几句。”亦可见郭沫若体现人民性之用意明显。他选材创作《蔡文姬》的目的不是直写蔡文姬，而是“写《蔡文姬》的动机，就是要为曹操翻案。”（同前）并且说：“像曹操，根据可靠的历史材料来看，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对我们的民族有相当大的贡献。但一千多年以来，一直被人看成乱臣贼子。”郭沫若是要把历史的怨案从错误中翻转过来，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这也是纠正历史上非人民性认识历史人物的一种表现。包括还有关于武则天人民性的认识也是一例。他在《我怎样写〈武则天〉》中就说：“武后是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还做过皇帝，要说她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足以使她能够比较体验民间的疾苦，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有唐一代对她的评价尽管有人也有些微辞，但基本上是肯定她的业绩的。”这也是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人物的一个证据。

关于历史研究，郭沫若也充分的体现了人民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他运用了科学的历史观。其他的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都具有为人民贡献的情怀，亦体现了人民性的精神。那怕上述的这些历史研究学术性、专业性过强，不便于一般的人民大众阅读，那是学术性、专业性的问题。

这里重点谈谈他研究历史人物的人民性。他在《历史人物·序》中就非常明确的说，研究历史人物的好恶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在这个集子里专门收集了对屈原、曹植、万宝常、王安石、李自成、李岩7位人物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直接体现着人民性。别的人物研究情况我不说，专门说说对李自成的研究成果吧。这一研究成果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其文不到两万字，当时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共专门印发通知作为整风的学习资料，毛泽东致信郭沫若，指出了其文中的重要思想：“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国民党在刚连载完此文的第二天便猛烈抨击。同是一篇历史人物的研究文章，为何有截然不同的反响？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民性。”文中揭露了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而引起农民起义。同时，又分析了李自成进京骄傲自满，贪图享乐，四十天而败亡的历史惨训。这给中共以重大启示，同时也给国民党以重大警示。然而中共作为教范，并且一直延续到今，而国民党不仅不予警示，反而抨击文章，终归政亡。这样的人民性人物的探讨，岂不具有执政的鉴借意义吗。今天读其文，仍叹其科学性、人民性。尤其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危和幸福生活，而探讨总结出如此具有历史规律的问题，更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七

关于郭沫若创作思想人民性的问题还很多，包括他的美学、语言等等。这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问题。上述讨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问题而已。余下的问题有待以后，或者更多的人们去探讨。

我今天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就问题而言说问题，也不完全是敬佩郭沫若先生的人民性思想创作理念。根本点还是想引起当下人们的重视，人民性的创作思想不是一句空话，不是政治口号，更不是纯粹性政治文学，具有实实在在的可创作性。郭沫若就是典型的代表，郭沫若的作品就是充分的例证。而今当下，我们在大力号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个别同志便有微词，口头上不予反对，实际上心里是不安逸的，或者创作上是被动的。我们应该有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境界和高度，应该具有书写时代精神的情怀，应该奉献出充满激情的时代作品。人民永远是创作的主题，时代永远是创作的坐标。这个主题这个坐标，永远不会过时，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作品，不都是在充分的表达这个主题吗，充分的定位这个坐标吗。所以，我们应该以郭沫若为榜样，向郭沫若那样，充满激情地，充满智慧地，充满战斗精神地为人民创作，为时代创作。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为当今这个时代贡献力量，以不负自己的才智，不负自己的追求，不负自己的奋斗精神。

二0二一年八月十五日于长寿

附：

我为什么要写《郭沫若创作思想：人民性》

我对郭沫若先生的认识，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的。十七八岁时，我大哥刘德木就买有《郭沫若全集》的几本书。那时也只出版了其文学编，并且出版的速度很慢，一年也难以见到一本，每出版一本，大哥就买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并没有读。大哥有《郭沫若诗选》，我是翻过的，但没有读懂。这个时期，反而是留下了大哥如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郭沫若的观点：修辞。他还特别例举了“文革”期间的作品，说其没有骨性。

三十岁初，我工作在陕西渭南的一个部队，亦好读书，便在西安旧书店买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简单的翻了一下，由于大部分是研究性东西，且引文较多，便没有深入读下去的兴趣。应该是三十岁中期吧，我在一个买旧书的人家里，买到了５本《沫若文集》，书卷号虽然并不连续，但还是很有阅读的价值，便连续性的阅读完了他的历史剧部分。这些历史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读了就想拿起武器上战场。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把这个印象讲给我的朋友听。近年，快六十岁了，无意中我又拿起了郭沫若先生的书来读，也可能是人生经历的原因，或者说前前后后有了一些对郭沫若认识的积累，这一读便有自己的独立认知了，少有被世人左右的成分。尤其是常常在朋友面前谈论起郭沫若和他的作品时，我一刚出口，对方就说郭沫若这人不好，等他话还没有说完，我便振振有词的打断对方，例举出郭沫若很多革命和文化活动，以及其作品，对方便哑口无言了。这样的情况不只一次，对此便心里不快。越是这样心里不快，便有了写作此文的想法。再加上郭沫若先生离开我们以后，社会上的微词多于肯定。老同志，或者说稍微了解一点郭沫若的人，一方面微词多，另一方面积极的宣传少，甚至有淡忘的情形。对于年轻人来讲更是少有认识郭沫若的，他们少有读过他的传记，少有读过他的作品，最多也只是从文史资料中淘来一个名字留在记忆而已。其实，郭沫若是一个革命家、文学家、诗人、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他是不应该被淡忘的。我今天写作此文，亦有重新让社会认识郭沫若先生的想法，虽然只是写了他伟大人生中的一个小点，但亦见其伟大。

近年来认知郭沫若先生，首先打动我的是马识途的文章。十多年前，因拟请马老题词，并已充分的联系好，便买了《马识途文集》来读，以便见面时好交流。可我这人就是不好深入，随随便便翻了之后就束之高阁。周末，我是常在书房傻坐的。有一次，顺手拿了《马识途文集》（文论 游记卷）（我是喜欢看一个作家的文论的，因为其中有他不少的创作思想。）书中便有关于郭沫若的文章3篇，3篇我都读了，其中《在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知人论世——在郭沫若与新中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印象特别深刻，文章在充分肯定和评价郭沫若功绩的同时，分析和驳斥了一些人对郭沫若的不正确看法。而这些看法也正是我心中存有对郭沫若微词的疑惑。读了马老的文章，我心里豁然开朗，对郭沫若有了新的肯定性的认识了，便又看起了郭沫若的其它书来。

三年前，因花三十年的时间淘齐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便认真的读起了他的诗、传记、及其它文章，让人感动。近来再读他的自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更增加了对郭沫若的认识，甚至达到了敬仰的程度。特别是《历史人物·序》中的一句话，突然一下就打动了我，正像他《女神·序诗》中所说的那样，寻找到了振动数相同的人，寻找到了燃点相等的人。便下定决心，要写作此文来表达我粗浅的认知。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随后又接着说：“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但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从这几句话里我一下就看到了郭沫若的创作态度、创作境界、创作思想：人民本位。而且，这一句话“归宗”，多么有震撼力啊！“人民本位”，多么有民族气节啊！尤其是我在想，这“人民本位”的创作思想真的是过时了吗？真的就是一句空话吗？真的就是政治文学吗？否，没有。“人民本位”永远是作家创作的核心，“人民本位”永远随时代而体现价值，“人民本位”的政治高度就是人类文学的终极追求。特别是当下，我们提倡要以人民为创作中心的理念，有些人却嗤之以鼻，口上不说 ，心里却不舒服。我想用郭沫若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来引导一下社会上的这些不正确认识，这也是写作此文的又一个出发点。

我对于郭沫若的书读得并不多，手头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也没有读完，读了的也不一定理解得完全正确。《郭沫若传》我是有的，也没有读。研究郭沫若的一些成果的书刊我也只有《郭沫若研究论集》（第二集）《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一至六集。所以，我的阅读是有限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我这篇文章更只是一点读书心得而已。加上我没有专业性做过学术研究，没有系统的文学理论，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希望能被指出，我会虚心接受。

关于写作此文的风格，包括语言，我也受了郭沫若的一些影响，在学术讨论中加了一些个人情感，更没有严格的按照学术规范的结构、用语。其实，我是坚决反对那样的学术八股的，如反对公文八股一样，这样的学术结构是死的，语言是寡淡的，数万字的学术文章，只需读个标题便罢了。我喜欢民国时期那些文人的学术表达，有文采，有情感。我也喜欢郭沫若先生的学术文章，数千言也好，数百言也好，里面有情感，平缓时娓娓道来，豪放时高亢激昂。读其文，想其人，映其时代，一下就有情景的带入感，我似乎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份子，我也会生出一种拿起武器战斗的豪情。我在写作此文时，也是有些激动的，笔不停的飞舞，字迹也十分潦草，血往上涌，写完一段便在房间打转转，其余力还在促使我运动。

我在房间里关了两天半，连反锁的门扣都没有碰一下，便餐——写作，写作——便餐，循环往复，一直从早上八点持续到晚上十一点。我完全的活在了郭沫若的世界里、作品里，和他书写的那个时代里。

写完这篇文章，还想写这一篇附件，我想把未尽的言语放到这里来说，否则不说不快呀！

这里再补充一下，此文探讨的更多的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些创作思想与作品，这是他的主体，也是他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若要探讨其整个文学创作的思想，当是另一回事，或者是今后的任务，或者需要更专业的人来努力。

二0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于长寿